事情的发酵到结束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
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其所作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871年4月4日,张文祥被凌迟处死,据说用的是“鱼鳞剐”,一片片细切,摘出心脏祭马新贻,张文祥的儿子也一并被杀。
曾国藩罕有地以大学士兼总督之尊,亲临监斩。有人推测,这是怕没有他这个“老祖宗”现场弹压,保不定会有散兵流勇“劫法场”的情事发生,这将没法跟朝廷及马家交代,那这“刺马”案就不能像眼下那样,稀里糊涂“善了”了。
纵观张文祥一击即中的“刺马”过程,明显是有准确情报的精心安排。而案发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让马新贻渔色负友之说广为传播,还有湘军将领给张文祥立碑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但这高人高到哪一层,是什么样的来头才能令主审官员噤若寒蝉,令曾国藩一力回护,令朝廷投鼠忌器?
别人可能不知,但曾国藩却心知肚明,因为曾国荃密会兄长之后,已经告诉了他真相,并给了他一封某人写的亲笔信,这个神秘的某人,不是别人,正是郭嘉林!
而这封郭嘉林的亲笔信则是由曾国藩最亲近的幕僚薛福成转交的,郭嘉林离开江宁之后,唯一与他联系的就是薛福成。
而曾国藩离开江宁之后,薛福成则一直就在曾国荃的手下,而此人还有一个身份,则是黄翼升的妻侄女婿。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唯一能够明白他们关系的则是郭嘉林,但郭嘉林却不认识张文祥,但有一点非常关键,张文祥此人的身份非常可疑。
据他在大堂上自己交代:他叫张汶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
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
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
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
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汶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这份供词漏洞百出,却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白纸黑字,签字画押。
张汶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显然不能服众。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汶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一说马新贻在合肥办团练曾被捻军头目张汶祥俘虏,张久欲投清,就放了马新贻,并连同其友曹二虎、石锦标与马结为异姓兄弟。后马新贻编选张汶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屡立战功,很快就升迁到了安徽布政使,对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却逐渐冷淡。
这时正好曹二虎把妻子接来同住,马见曹妻美貌,不仅设法骗奸,还诬陷曹二虎“通捻”将其捕杀。张汶祥为替二虎报仇,将马刺杀。
另一种说法是,张汶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汶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
一次,张到杭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
张汶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汶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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