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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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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剑桥医学史》小结到,“(西)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50年开始。……从那以后,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平均寿命增长了。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第176页)。是的,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学、然后是慕尼黑大学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并在经受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观中医,2500年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的存在得以实现。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truth)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转引自杨念群,第62-62页)。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sub-ject,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惟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0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反之,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也做不到把“不科学的”、但为广大人口所“养得起”的传统医学医术,完全逐出医疗服务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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