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良的姐姐和霸道的外甥女二

    一个人一生能结识一个好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留神遇到一个“霸道”人，你算没指望了，这辈子甭想听一句好话了。

    我的大外甥女冬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霸道”的不讲理人。

    对于我这个仅比她大一岁，而且只是一直听大人说过的突然从天而降的舅舅，尽管冬明嘴上有点不服气。但从内心讲，还是对我这个舅舅相当崇拜，起码，这般年龄，一个人竟敢走南闯北，全国各地到处跑，对她就是一个启发和触动。

    也就是凭这一点，在重庆，这个外甥女恭恭敬敬地伺候了我一个星期。早晨，我还没起床，她就把洗脸水打好、牙膏挤好摆在床边；等我洗漱完毕后，早点捞糟汤圆什么的又给你端上来；别看她小小年龄，竟然也能露一手做几个菜，吃饭时让我和她爸坐到上席后，三妹几个跟着起哄：“上席乌龟下席客，两边坐着官老爷”没等你火上来，菜已经夹到你碗里了：“没得啥子菜，菜弄得也不好，委屈你老人家将就点！”没把你鼻子气歪了。重庆天气热，她逼着你天天换衣服，一边洗还一边嘟囔着：“泼烦死了，天天要洗！”由于只住几天，我懒得和她计较，真跟她扯理也扯不清，算了。

    由于没事干，第二年我又去了重庆，而且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年。我想反正老家亲戚多，东家耍几天西家再耍几天，时间好打发。当然，还是以大姐家为主。因为大姐和我最亲嘛！

    这一次，我这些外甥女们可不像上次那么客气了。一回生二回熟，一个个伶牙俐齿的，哪个也敢跟你吹一阵风凉话，我单枪匹马哪斗得过这一帮辣妹子，吃亏的自然是我这个舅舅。“老子不住你们家啦！”一气之下，我去了观音桥舅娘家。不出两天，冬明带着一帮外侄女过来请罪：“舅舅，算了吧，回去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跟我们娃儿一般见识”嘿！倒成我的不是了。不到火候，我不能轻易松口。这下冬明来气了：“你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我真没见过这么霸道的外甥女。没办法，看在她妈的面子上，暂且饶了这帮家伙。

    此后，这帮外甥女愈发不得了。只要在重庆，冬明就把这个舅舅看得死死的。去哪她得问清楚；买东西她要问给哪个买；一次在长治跳舞时我多看了一个熟人几眼，她非要问是哪一个。你说霸道不霸道？

    也就怪了，大外甥女的霸道每次都能霸道到点子上。

    1969年1月，重庆大批知识青年下乡。由于不放心年幼的妹妹单独下去，冬明硬是带着老二小明一同下到当时的四川省石柱县插队。姐妹俩互相照应历尽艰难，两年后，当可以回城安排工作，而且姊妹俩只有一个照顾指标时，冬明毅然选择了让妹妹先回城，自己继续留在乡下。随后几年间，她又“霸道”地陆续让三妹幼明、四妹幸福到自己身边插队，最后全部帮她们回到重庆安排了工作。自己却一直留在石柱，仅仅在大歇区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974年，她在那里成了家。八十年代后调到涪陵工作，九十年代后才调回重庆。可怜天下大姐心，就凭这一点，冬明在弟弟妹妹中树立起绝对权信。直至她们姐妹们的下一代人，只要她能办到的，同样如此霸道地去做，下一辈更服她。

    九十年代，我二儿子当兵，本来要去北京，她硬是让他到了重庆武警部队，充当起这个比她儿子还小3岁的小弟弟的当然监护人。那几年，这个小弟弟也真没让她少操心。

    不过，这个外甥女也有不霸道和“乖”的时候。

    1968年12月我到大西北当兵，一直到1977年5月转业，在部队近十年间，正是冬明在乡下最艰苦、心情最郁闷时期。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悲欢离合也好，喜怒哀乐也罢，她都要对我这个舅舅叙述，征求我的看法，听听我的意见。冬明曾在信中写到：“在最困难时期，舅舅的每次来信、信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我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那时通讯也不像现在发达，打电话根本别想，有什么事全靠写信。十年间，我们之间通了多少信已无法统计，摞起来恐怕有一米高了。记得1987年11月21日我从武汉到涪陵看她时，冬明说到：“至今为止，舅舅的来信我都全部保存着。唯一可惜的是，所有信封上的好邮票都被一个朋友撕走了，包括‘全国山河一片红’等许多十分珍贵的稀有邮票。如果保存到今天，起码值好几万”因为那时我给她写信，一向是买最好的纪念邮票、或者特种邮票贴上。一个星期两封，十年是多少？真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记得我最得意之作，还是在外甥女谈朋友时，遇到了如今的丈夫全开国，条件马马虎虎不怎样，就是人老实特别有眼色。冬明拿不定主意征求我意见时，本人考虑到当年老父亲的前车之鉴，在回信中大笔一挥，蹉跎岁月，异客他乡。天可怜见，如此也罢。钦此！

    以后，才有了外甥女婿全开国对我的尊敬，以及我再到重庆时，他甚至他几个弟弟都对我的百般照顾。

    如今，我年愈80岁的姐姐依然健在，除了耳朵背之外，脑筋一点也不糊涂。昨天，我们还通了电话，只是听这位老姐姐叨叨了半天，一会儿是你一定要再来重庆耍，一会儿又是你不要来了，在家好好照顾好我们程家的两个孙子。我只能满口答应，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