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城读高中的。那时候的学校还很破旧,乱七八糟的全是小青瓦房子,迷宫似的,我读了三年书也没有弄清楚学校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房子。学校的所在地原是一座庙子,名叫关帝庙吧。这座庙子应该很有规模,几乎占了县城城东的四分之一,清一色的灰墙灰瓦,和时代的颜色完全一样。有好几幢房子很高大,应该是庙的大殿吧。大殿是廊柱式的,柱子很壮实,暗红色,漆已经斑斑驳驳。走廊很宽敞,青砖铺过的,外缘用青石镶边。靠走廊的墙壁全是木格花窗,也是暗红色,曾经用旧报纸糊过,旧报纸已经十分枯黄。门整天锁着,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庭院深深,阴气惨惨,所以我们除了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外,几乎不敢到处乱转。
教室是红砖小瓦楼房,有两幢,一幢两层,一幢三层。我们的教室是两层的那幢,楼板是木头的,漆过红色,还能看出一些颜色来。和整个校园相比,这两幢教学楼是最充满青春气息的,但和我们相比,又古旧得不知今夕何夕了。
我们的寝室在一座大殿的后面,大殿的后墙是青砖砌的,很威严。我们住的是一溜矮小的转角平房,只有一道小门,两个小窗,光线很少,室内成天都是黑的。班上二十多个男生都住在里面。晚上睡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小吹一会儿,也就睡了,似乎从来没有人来管过。我们都是出自农村的孩子,是经过千辛万苦考进来的,都还想读书。除熄灯前高谈阔论外,很少有人说话超过10点。
晚上上厕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庙里本来就寒气逼人,特别是夜深之时,谁也不敢贸然出去。尽管有微弱的路灯,但厕所离住的较远,昏黄的灯光仿佛鬼火,怕人怕人的。若只是一般的方便,以最快的速度出去一下就是了。若是一定要上厕所,就得叫上同伴,一个人是绝不敢去的。至少我不敢去。
高二上期,我仍跟君如同床。他下铺,我上铺。本来就是好朋友,所以特别亲近。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寝室里就像冰窖似的,似乎比露天还冷,我们带的被子都显得薄了起来,于是好多人都打伙睡。我跟君如也打伙在一起,盖两床被子,相互取暖,相濡以沫。两个人睡一起,自然好说话,于是我们就经常小声吹牛,有时也不知道说到了几点。一天晚上,一道雪白的电筒光突然射了进来,寝室里顿时一片安静。我们住在门口,光亮刚好射着我们。不知是发了哪根神经,君如骂了一声:“是哪个虾子在射!”没有回声,灯光向我们走来,直到我们床前,阴冷的声音穿透双层棉被:“是哪个在说,起来!”没有哪个敢出声,都装睡。一只冰冷的手掀开被子,灯光射在我们脸上,亮得我们睁不开眼,冰寒的声音光速般传来:“你,起来!”我反抗:“我没有说,你凭什么喊我起来!”光又指着君如:“那就是你了,起来!”寒冷的冬夜,温暖的被窝,谁想起床。寒声又起:“我给你们5分钟,是哪个自己起来!”那话,很小声,威严无比,不容分辩,更不容反抗。君如只得乖乖起床,说了声:“运气撇。”出门去了。
那时的高中,学生都还单纯,要是违纪严重,学校随便就开除了。我们的同学尹飞就没有毕到业,原因是他每周都从山里的家中带一车苕粉来,码在床下,一逢场就逃学去卖粉条,败坏学风,屡教不改,劝退了学。所以我们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
冷到有半个小时,君如进来了,全身抖着,像块冰坨,丢了一句:“你龟儿子”没有再说下去,倒头便睡了。我为我没有为朋友扎起而难过。要是我跟他一起出去,可能他就不会怪我了。可我没有这个胆量。
这人是谁?好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怎么平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从此,我们开始注意这个晚上管我们纪律的人。他姓杨,四五十岁的样子,住在校门口,守门的。校门平时总是开着的,他躲在屋里,很少出门。屋子很黑,就跟没有人似的。难怪我们一直没有觉察这学校还有这样一个人!我们班是快班,平时都还比较自觉,没有什么违纪的,所以读了一年多书,谁也没有觉得有人在管我们睡觉。我白天见过他一两次,人很瘦,驼着背,脸死白,没有一点血色。说起话来声音很小,像是从地缝里飘出来的,却寒气逼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他的脸似乎永远都是寒冬;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他似乎是孤人一个。只听说,他原来也是教书的,出身不好,在十多年前遭过整,把身体给整垮了,整得妻离子散,还差点整死。熬过来之后,不适合上课了,学校就安排他守大门,晚上顺便看看住校生。住校的全是农村娃,胆儿小,加之地皮没踩热,高一时都不敢违纪,所以也就不干他的事。直到把君如抓出去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他。
他的遭遇很令人同情。从此以后,我们见到他,高兴时就喊他一声杨老师,不高兴就当没看见,背地里都骂他杨狗子,老狗,老东西,老不死的。他白天躲在黑暗之中,就像老鼠一样,似乎很怕阳光,晚上拿一根三节电筒,幽灵一样在校园里游荡,灯光所到之处,死神光临一般,立即一片寂静。所有的学生都怕他,一是怕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听了觉得骨头里面都在发冷;二是怕他的脸,那死人一般雪白的脸活像一具行走的尸体,让人一看背上就要发毛;三是怕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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