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飞舞的大学

    我怀揣五十块钱，来到散发着古城气息的绍兴城，开始读我的大学。那是1987年的9月。五十块钱对于我家来说，是个沉甸甸的数字，它隐含的意思是，父亲在我张口向他要这笔钱的时候，脑袋有些发涨，这从他使劲揪乱草一样的头发这个动作里可以看出，父亲最后只好又拉了满满一车稻谷去了附近从不向农民打白条的粮站，回来后他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给我，很简单的五块头，被他数得极其繁琐和令我讨厌。

    压得我抬不起头来的，还是这所大学的名称——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四个词组，无论联合还是分散，叫起来都是底气不足的：“绍兴”注定了我不能远走高飞，它最多离我家五十里地，这个一贯被我们叫做酱缸、酒缸、水缸的地方，在它上空打个雷，就能震着我家的屋顶；“师范”在当年被人们另眼相看，以至于学校不得不靠降低十分分数的办法，来诱惑我们这些急于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专科”是分数不够的证明，那么它自然只能戴上一顶令人头痛的“学校”帽子，明显透露低人一等的寒伧。从小学到大学，一口气读了那么多学校，它竟至死不渝地与我形影相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我敢打破这只刚从泥地里扒出来的铁饭碗，可是，我们一家的希望全都盛装在这只碗里。

    大学确是大了些。然而她再大，也掩盖不了我心头的缺憾。还记得，高中时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矮个子老师，刚刚从大学镀了“金子”回来，他把课讲得满堂生辉。课堂上他不时地鼓吹大学“生涯”他说大学真是个好地方，想谈恋爱就可以谈恋爱。恰好那时我们正在萌发爱情的种子，有色心无色胆而已，经他这一说，就更立志要上大学了。他说大学里真是舒服透了，你想睡懒觉就可以睡懒觉，我们那时睡懒觉是天大的心愿而事实上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他说得我们满堂欢笑，像赶蚊子似地赶走了我们身上的瞌睡和疲倦。他最后归纳大学生都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得我们心旌摇，拚命苦读。

    事实面前，有关大学天堂般的神秘，肥皂泡一样不攻自灭了。物质决定意识，我们依然记着政治老师的教导，然而我们在当时教师奇缺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被强化训练成教书匠，然后像豆子一样地撒播到乡村，于是学制从三年裁短成两年。两年制大学，对学校而言，无异于用复合饲料来催生我们的体肥膘壮。

    我们一贯在农村土生土长，就像一株刚分蘖的瓜秧，身上还沾着破土时的泥巴。初进大学的我们，身上不仅冒着土气，还透着傻气。好在，我们已牵出了户口，再不用像以前那样自带大米和干菜上学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要上“前线”学校每月发给学生三十斤饭票。这也算可观的数字，但它对于我们的胃口，特别是对于男同学的肚皮来说，总有个“赤字”的概念。我们通常一餐四量，毫不含糊，倘遇着有哥们儿打着访友的名义前来打劫，那就更入不敷出，所以一沓饭票还没捱到月底就会断档。无米的日子里，我们感觉不出什么叫痛苦，因为我们贼亮地眼睛瞄准了饭量小的女同学，她们手头总有用不完的饭票，于是有男同学向女同学要饭票，有女同学主动给男同学饭票，以饭票为纽带，男女同学有的就面对面坐在一起用餐，再然后他们一前一后进出食堂，最后他们手拉手地走进了夜幕下的树荫，终于，我们放开手脚地谈恋爱了。那时，恋爱速成的其中一大因素，就是为了达到男女之间饭票的平衡，虽然毕业时我们一起失恋，许多爱情倾刻间就演变成友情，结出一个个并不以为苦涩的果实，但比起我们身体和观念的蜕变，跌落一个未熟的爱情又何足挂齿？

    饭票之外，学校还定期发给生活费，虽然数目远没有父母供给的多，但我们穿着校服在大街上飘荡时，吐出来的俨然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的神气，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城市的精英，倘有人问及我们的身份，便觉得他真是傻乎乎的笨，一句“绍师专的”扔过去，颇有点像后来流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子。最让人得意的还是过年，学校竟发给我们烟票和油票，让我们提前进入享受国家厚遇的行列，烟是“大重九”油是“芝麻油”尽管购买它们还需要自己掏出钱去，然而这却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区别，师范与非师范的不同，凭这一点，我过年的时候在村子里“牛”得令人刮目相看。

    学校的教育也终于没能从中学教育脱胎换骨出来，连同那些老态龙钟的讲师或教授们，也依然改不掉教中学生的语气，唯一可爱的是，他们对课堂上学生的心不在焉大多视而不见，且对枯燥乏味的必修课讲得那么怡然自得和持之以恒，这需何等的毅力和意志啊。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摸索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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