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荣桂与陈永贵

    清明节又快来了，对于回家，这大概成了我唯一的理由。父亲去世已有五年，我一直未曾为祭奠父亲写过一言半语，我觉得父亲是一本书，而非是一篇文章。在父亲生前，我曾写过一部书名为陈荣桂与陈永贵。

    陈荣桂即是我父亲。

    此书出版后当地引起了热议，说陈荣桂怎么能给陈永贵比呢？人家陈永贵是一国总理，陈荣桂算老几呀？是的，从这点上讲，父亲确实算不上老几，我让父亲高攀了，也让陈永贵屈尊了。让“二陈”都受了委屈。（我父决不认为这是什么荣耀）大寨一些书贩子，因为陈荣桂的名字在前陈永贵在后而不敢销售。但一部分人却通过各种关系前来索书满足好奇心理。也有一大批老干部，看了此书之后，痛哭流涕，长期积怨消除了，病好了，精神爽了，说死也瞑目了。这本书真正说出了真相，给他们平反了

    也有人说陈永贵活着被人利用，死去仍被人利用，又让陈荣桂利用了一把。

    其实“利用”二字放在父亲身上纯属冤枉，父亲不知“利用”的妙处，所以他一生靠边。到了晚年也就不可能鸿蒙大开，突发“歹心”以此捞什么政治资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一个与死亡对抗过的人，虚荣对他来说还很重要吗？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维护当初扛抢革命最终要抵达的目的。不过，父亲一生被冤屈所统治，这么一点小冤，伤不了他毫毛一根。如果有“利用”之嫌，那就是作者，他的女儿我了。写这部书也不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只相信党组织为他平反，从没有企图让人为他著书立说，他脑壳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严格来说“二陈”一书不是传记，而是对昔阳政坛的是是非非作一表证。因为昔阳出了大寨，同时学大寨与反大寨成了两派的分水岭，父亲被打成是反大寨一派，而父亲从1957年回到昔阳，任组织部一副部长，当时陈永贵还是在县里集中培养的农业典型，而父亲第一次奉命下乡考察工作还就是到了大寨。第一次见陈永贵，陈永贵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是国家的功臣，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咱们的今天”那时昔阳干都除去办理公务，每年下乡劳动288天，当时陈永贵很欣赏父亲犁地的技术，彼此交流的很热烈。据说当时在县里开会点陈荣桂的名陈永贵应声，点陈永贵，陈荣桂应声，彼此闹了不少笑话。大家称父亲是功臣，称陈永贵是劳模，彼此感情很融洽。后来农业学大寨刚开始，南来北往的参观团涌向大寨，父亲领着参观团一天不知要爬多少次虎头山，父亲对参观团说：我叫陈荣桂，今天我领大家参观大寨

    哗——所有的目光都落在父亲身上，所有的脖子都吱吱嘎嘎扭过来：陈永贵？陈永贵亲自带我们参观？父亲就耐心解释：我叫陈荣桂，荣誉的荣，桂冠的桂。大寨陈永贵呢，是永远的永，富贵的贵。经这么一说，所有的目光都暗然失色，所有的脖子都扫兴地缩了回去。父亲始终是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为大寨成全国学习的榜样心存自豪，这毕竟是昔阳政坛共同的“杰作”！所以我一直纳闷父亲后来怎么就突然反了大寨，而此罪名连父亲也莫名其妙。

    如果为父写传，我认为父亲最该书写的不是建国后，而是建国前，父亲参加了“刘邓”大军，经历了抗日，解放，援朝三大战争，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亲自授于大尉军衔。他一生最为骄傲的是：身经百战身体没穿过一颗子弹，没留一个弹眼，他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自己的亲人，并娶妻生子，他说，比起一片一片死去的战友，他足够了。所以，在此后的冤屈，仕途的起落，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对父亲都不起任何发酵作用。

    写此书的起源，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李恩清先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在问起大寨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父与陈永贵之间的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他的“商人嘴脸”立即暴露，说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个县两个相似的名字，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定是本畅销书。然后又听我说，父亲当时被打成是反“大寨黑帮之一”他就拍案叫绝，然后一锤定音。这位老兄决定了此事像个催命鬼，一天数次电话，我只好答应他先采访，看有无要写作的冲动，然后再说。

    结果采访我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平淡如水。把过去的一切都归为时代产物。好像把他被打成“反大寨黑帮”不是冤屈，而是一段经历。他认为这是一部分人争权夺利所致，是一个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错，是非终究会分清。这是父亲的信念，虽然牺牲了一生的仕途，但足以让他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随愿讨回了公正的说法。在父亲这里，我并未找到写作的冲动。但我知道了父亲成为“黑帮”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十月事件”发生后，他是专案组长，奠定了他以后必须是“黑帮”的根由。其本质上父亲没有汇入帮派体系当中去，因为他是从部队回归的干部，根本就是局外人。

    而真正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在我寻访当时“十月事件”专案组副组长，文化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张肇荣所产生的。当时找到张老先生，他问清我是陈荣桂的女儿，知道我来要干什么，一生不向邪恶低头的汉子，竟是失声痛哭，我被怔住了！看着他抽搐的身体努力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又很困难。我耐心地等待他稳定了情绪，他说，你父亲是个正直人，公道人，我们外县人在昔阳受气，全凭你父亲为我们说话，到后来不是他救我早没命了

    后来我又走访一位“十月事件”之后，新领导班子成员马玉龙先生，他说我们到昔阳工作后，了解到你的父亲，他所坚持的不仅正当，而且正确！他是个坚持真理的人，咬住真理不松口的硬骨头干部

    我的眼泪倏忽而出，并对父亲肃然起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老实少言的人，他不通世故，做事简捷干练，什么问题在他手经过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在战场上是个带头踩地雷的人，在政界是个被人算计的角色。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在他的同事心里有着至高的声誉。是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人情低头，为权力低头，为金钱低头，然而又有多少人为真理低头的呢？

    昔阳“十月事件”的来历，起先是本县干部排斥外县干部，到后来闹不团结，搞团团伙伙，当时父亲也是本县人“团结”的对象，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却认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外县人到本县来搞工作，不应该排斥，应该与本县人一视同仁才对。

    就因此话，父亲成了“异己分子”

    不团结问题搞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昔阳县召开第五届党代会上，一部分人串通好，为县委书记（外县人）抹灰灰脸，让他自动退出昔阳政坛，把外县人及异己分子（包括父亲）踢出领导班子，选上“自己人”会议的一切章程打乱，开的全是小会。陈永贵当时很茫然，说：“天遭灾、家遭灾、开会也遭灾。”刚从洪涝灾害中拔出腿来，不团结问题又泛滥成灾。言明陈永贵不仅没有参与此次活动，而且对拉帮结伙充满反感情绪，与父亲的观点是一致的。

    地委特派员觉得不对劲儿，通报了上级，引起了关注，为此，一九六四年九月间，省、地委掌握了昔阳县宗派活动的情况，十月间“四清”运动试点放在昔阳，八千“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的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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