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

    元遗山〔2〕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3〕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4〕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5〕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6〕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7〕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8〕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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