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二章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

    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

    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

    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

    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

    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

    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

    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

    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

    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

    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

    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

    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

    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

    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

    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

    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

    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

    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

    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

    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

    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

    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

    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

    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

    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

    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

    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

    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

    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

    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

    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

    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

    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

    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

    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

    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

    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

    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

    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

    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

    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

    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

    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

    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

    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

    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

    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

    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

    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

    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

    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

    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

    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

    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青团员一

    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

    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

    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

    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

    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

    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

    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

    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

    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

    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

    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

    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

    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

    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

    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

    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

    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

    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

    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

    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

    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

    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

    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

    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

    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

    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

    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

    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

    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

    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

    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

    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

    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

    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

    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

    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

    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

    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

    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

    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

    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

    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

    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

    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

    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

    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

    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

    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

    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

    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

    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

    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

    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

    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

    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

    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

    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

    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

    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

    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

    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

    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

    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

    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

    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

    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

    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

    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

    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

    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

    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

    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

    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

    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

    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

    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

    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

    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

    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

    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

    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

    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

    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

    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

    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

    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

    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

    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

    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

    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

    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

    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

    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

    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

    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

    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

    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

    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

    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

    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

    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

    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

    “明天**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

    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

    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

    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

    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

    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

    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

    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

    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

    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

    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

    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

    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

    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

    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

    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

    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

    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

    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

    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

    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

    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

    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

    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

    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

    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

    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

    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

    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

    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

    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

    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

    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

    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

    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

    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

    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

    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

    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

    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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