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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混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2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的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1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1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19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