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这无疑是受到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农”为了进行他们自己的工作对这些变化必须特别注意。《易传》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丰卦·彖辞》)这样的运动叫做“复”。《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老子》也有相似的话:“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这个理论对于中华民族影响很大,对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历史中胜利地克服所遭遇的许多困难,贡献很大。由于相信这个理论,他们即使在繁荣昌盛时也保持谨慎,即使在极其危险时也满怀希望。在前不久的战争中,这个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心理武器,所以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绝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希望度过来了,这种希望表现在这句话里:“黎明即将到来。”正是这种“信仰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为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中庸之道,儒家的人赞成,道家的人也一样赞成。“毋太过”历来是两家的格言。因为照两家所说,不及比太过好,不做比做得过多好。因为太过和做得过多,就有适得其反的危险。
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理性化的、或理论地表现小农的生活的方面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从这个方面看问题,道家的人就把原始社会的简朴加以理想化,而谴责文化。他们还把儿童的天真加以理想化,而鄙弃知识。《老子》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不正是小农国家的一幅田园画吗?
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人发挥到极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他们做出了鲜明的区别。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他们正如儒家的荀子所说,“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这个主张正是这个思想趋势的最后发展。
家族制度
“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别的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续继生活的地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组织得很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在通常人们也真的是这样来理解的。但是这几种不过是主要的家族关系,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公元前有一部最早的汉语词典《尔雅》,其中表示各种家族关系的名词有一百多个,大多数在英语里没有相当的词。
由于同样的原因,祖先崇拜也发展起来了。居住在某地的一个家族,所崇拜的祖先通常就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将全家定居此地的人。这样他就成了这个家族团结的象征,这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又大又复杂的组织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入世和出世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哲学,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公元3世纪、4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读杜甫和李白的诗,可以从中看出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这两位伟大的诗人,生活在同一时期(公元8世纪),在他们的诗里同时表现出中国思想的这两个主要传统。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在公元3世纪、4世纪有些道家的人试图使道家更加接近儒家;在11世纪、12世纪也有些儒家的人试图使儒家更加接近道家。我们把这些道家的人称为新道家,把这些儒家的人称为新儒家。正是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又出世,在第一章我已经指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