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晓得你要来!你要是愿意先看他去,他在西边的小庙里呢。你应当看看他去,他知道北平的一切情形!到小庙里说:敬惜字纸!”说到这里,她立住,和瑞全打了对脸。
在瑞全眼中,她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而只有一股正气,与坚定的眼神。这点正义与眼神,并没使她更好看一点,可是的确增多了她的尊严。她的鼻眼还和从前一样,但是她好像浑身上下全变了,变成了一个他所不认识的高第。这个新高第有一种美,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由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
“招弟呢?”他低声的问。
“她也——跟我一样!”
“一样?”瑞全抬起头来,硬巴巴的脸上布满了笑纹。他的心中,北平,全世界,都光亮起来。
“只有这一点分别:我跟钱先生合作,她,她给敌人作事!”
瑞全的笑纹全僵在了脸上。
“你要留神,别上了她的当!再见!”高第用力的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开。
虽然已是秋天,钱诗人却只穿着一件蓝布的单道袍。他的白发更多了;两腮深陷,四围长着些乱花白胡子。他已不像个都市里的人,而像深山老谷里修道的隐士。静静的他坐在供桌旁的一个蒲圈上,轻轻的敲打着木鱼。
听见了脚步声,老人把木鱼敲得更响一点。用一只眼,他看明白进来的是瑞全。他恨不能立刻过去拉住瑞全的手。可是,他不敢动。他忍心的控制自己。同时,他也要看看瑞全怎样行动,是否有一切应有的谨慎。
瑞全进了佛堂,向老人打了一眼,而没认出那就是钱伯伯。他安详的把捎马子放下,而后趴下恭恭敬敬的给佛像磕头。他晓得怎么作戏,不管他怎么急于看到钱伯伯。他必须先拜佛;假若有人还钉他的梢,他会使钉梢的明白,他是乡下人,也就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迷信鬼神的傻蛋。
老人,看到瑞全的安详与作戏,点了点头。他轻轻的立起来,嗽了声;而后,向佛像的后面走。
瑞全虽然仍没认出老人,可是听出老人的嗽声。“钱伯伯”三个字,亲热的,有力的,自然的,冲到他的唇边。可是,他把它们咽了下去。拾起捎马子,他也向佛像后面走。绕过佛像,出了正殿的后门,他来到一个小院。
院中有个小小的砖塔,塔旁有一棵歪着脖的柏树。西边有三间小屋。钱诗人在最南边的一间外面,和一位五十多岁的和尚低声的说了两句话。和尚,看了瑞全一眼,打了个问讯,走入正殿,去敲打木鱼。
钱诗人向瑞全一点手,拐着腿,走进最北边的那间小屋。瑞全紧跟在老人的后面。
一进屋门,“老三”与“钱伯伯”像两个火团似的,同时喷射出来。瑞全一歪肩,把行李摔在地上。四只手马上都握在一处。瑞全又叫了声“钱伯伯”,可就想不起任何别的话来。
“我看看你!我看看你!”老人笑着说。他的深陷的双腮不帮忙使他的笑容美好,可是眼角上的笑纹还很好看。“我看看你,老三!”
瑞全这才看到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非靠墙不能立稳的小桌,和一把椅子。老人坐在床沿上,瑞全把椅子拉过来,凑近老人,坐下。
“伯伯,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瑞全打破了沉寂。
“教日本人收拾的。”老人低声的说,希望就用这么一句话满足了瑞全。
“什么?”瑞全猛的立起来,一双黑豆子眼钉住老人的脑门。
瑞全万也没想到钱诗人,钱伯伯,天下最老实的人,会受毒刑。在外面三四年,因为不肯想家,他冷淡了北平。他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谁知道,连钱先生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受刑呢,并且因受刑而反抗呢?
现在,听到钱伯伯这一句话,他可是马上想起家里的人。假若钱伯伯会受刑,一切人都有受刑的可能,他家中的人也不能是例外。特别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钱先生更多着点下狱受刑的资格。他不由的问出来:
“我家里的人呢?”
钱老人低声的,温和的,说:“坐下!”
瑞全傻乎乎的又坐下。
钱老人不愿教瑞全刚一回到北平就听到家中的惨事。可是,他若不说,瑞全会不会到别处去打听?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瑞全也许可以在他面前,一点不害羞的哭出来。他是瑞全的老友,老邻居;瑞全小时候怎样穿着开裆裤,他都知道。好,瑞全若是要哭,就应当在他的面前。他的头低得无可再低,极慢极慢的说:“你父亲和老二都完了!别人还都好!”
看过敌人的狂炸都市,看过山河间的战场,看见过杀伤与死亡,瑞全的心仿佛,像操作久了的手掌似的,长了一层厚皮。可是,没有等老人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泪像潮水似的流出来,低声的叫着:“爸爸!爸爸!”
哭了半天,瑞全猛的一挺脖子,“告诉我,小羊圈怎样了?”他似乎忘了中国,甚至于忘了北平,而只记得小羊圈,他的生身之地。
老人乐得的说些足以减少瑞全的悲苦的事;简单的,他把冠家的,小文夫妻的,小崔的,和棚匠刘师傅的事,说了一遍。
瑞全听完,愣了起来。他没想到,连小羊圈那么狭小僻静的地方,会出了这么多的事,会死这么多的人。哼,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他不敢再正眼看钱伯伯。钱伯伯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敢在敌人的眼下,支持着受伤的身体,作复国报仇的事。
“钱伯伯,告诉我点您自己的事!”
“我自己的事?”老人瘪着嘴一笑,他本不想说,可是又觉得不应当拒绝青年朋友的要求。再说,瑞全刚刚哭完,老人的话也许能比无聊的,空洞的,安慰,强一些。“我的事很多,可也很简单。让我这么解释吧;我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受刑出狱之后。那时候,我没有计划,只想报仇。那时候,我是唱独角戏。
“慢慢的,我走到第二阶段。我的肯作,敢作,招引来朋友。好,我看清楚,我应当有朋友,协力同心的去作。我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他们来招呼我,我就愿意帮忙。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这样,我开始摸清了道路,有了作不过来的工作;而且,我也不生闲气了。假若第一阶段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或报仇主义,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前者,我是要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后者是加入抗敌的工作,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
“现在,我走到第三阶段。刚才你看见了那位和尚?”老人指了指前殿。“他是明月和尚,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很纯真,也很奇怪。我们两个人的见解是这么不同,而居然成了好朋友。他不主张杀人,因为他以为仇杀只是助长人的罪恶,而不能消灭战争。可是,他去化缘,供给我吃。他不主张杀人,而养着手上有血的朋友;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