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脑袋也不笨,想了想,转过头,看着郑朗。
郑朗垂着眼睛,就象没有看到,神游天外。
富弼不罗嗦,其他人还说什么,晏殊几首小令还没有作好呢,国家事太多,能者多劳,范仲淹要劳,交给范仲淹劳去。似乎运气真的很好,前有吕夷夷能者多劳,后有范仲淹与郑朗,这个宰相做得安逸啊。
章得象看得很清楚,范仲淹这次变法,十分迂阔,不会成功,但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让你们跳去。杜衍一世的英名,可惜因为太信任范仲淹,这次一头钻进迷雾中。可他也是一个稳重的人,干嘛得罪吕夷简。贾昌朝就差热泪盈眶,归来吧,归来哦,浪迹天涯的游子,中书才是你的云,吕夷简。范仲淹严格来说,去西北受了吕夷简一些小恩惠,也不会作声。
富弼还能说什么?
若是欧阳修带着一群小小弟,这次吕夷简也休想说话了,能捋起拳头开战。
赵祯疑惑地问道:“恐有争议。”
“陛下,你发起的新政,那一项没有争议,此时国家病入膏肓,不用虎狼之剂,如何救治?”
富弼又要扑倒,这是那个保守的吕夷简么?
这样想错了,包括后世的专家乱弹琴,说吕夷简是保守派,庆历新政就是吕夷简搞坏的,胡说八道。他不保守,但让茶法吓坏了,天圣二年,与李谘、刘筠用贴射法,也就是通商法代替旧茶法,应当来说,茶法在国家收入是仅占一个小头,动荡不大,结果呢,各个豪强怨谤蜂起,不仅是豪强,包括赵祯的老师孙爽都替这些豪强们出面。甚至为了平息争执,朝廷不得不将严司一些属吏流放刺配到涉门岛。吕夷简还是不甘心,在景裕三年再次与李谘恢复贴射法,豪贾们想反对,那时吕夷简地位已固,于是灵机一动,用四说法代替原先的三说法,向朝廷表示让步,其实换汤不换药。结果在他们步步进攻下,茶法宣告第二次失败。这两次失败让他记忆犹新,自此以后,与张说、姚崇他们一样,只能进行碎步式的改革,也就是郑朗嘴中的微调。
直到为了免役法,郑朗上门与吕夷简促膝谈心,吕夷简才茅塞顿开。
吕夷简茶法失败,以及马上的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说倒底,也就是郑朗在宫中与赵祯所谈的中庸。那样说,是冠以儒家大义。说白一点,一旦变法,一部分豪强权贵利益会受到伤害,最好不要触动他们的利益,真避免不了,给他们一些新的利益做补偿,安抚他们的情绪,没办法,如郑朗的中庸里面所写,所谓的天下便是这些精英的天下,至于老百姓,见鬼去吧,一万年老百姓也不可能当家作主。
真没有办法补偿,拉拢一批新的权贵,让他们受益,有权贵在反对,但有权贵在支持,相互冲解,法便落实下去,只要执行几年,或十几年成为习惯,也就不会再吵。
但郑朗冠以一个好葬的名字,仁。
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仁是恩,还需要威,用法令来制裁与震摄。
这两条庆历新政什么地方看到了?
再加去一群乱七八糟,不知深重的小弟上蹦下跳,轰能不失败?
郑朗将想法说出来,吕夷简黯然,然后天天将郑朗的中庸捧着,当语录看。又对吕公著说出以事论事与因人论事中间种种区别,这样高深的哲学话题。
赵祯想了想,说道:“准。”
吕夷简又说道:“陛下,但到下面,不是整块田地,大田者十几亩,小田者仅几分,各不相连,有的主户田地分散在几十处,几百处,测量不易。故臣以为还要下一份诏书,各地耆户长丈量管辖内的田亩,立木植树为界,标洲田主、土色、田亩大小,良疮,然后交给各县令备案,以后若因为灾害、拓荒、易主、水利、道路等原因变动,必须重新请耆户长测量,再向各县衙备案。官员下去测量田亩时,按各县衙10册测量,不在10册范围内,或者与10册范围内田亩不实者,皆悉数充公。耆户长不执行者,没耆户长地以罚之。否则即便有官员下去清量,也是两眼茫茫。陛下请三思。”
富弼再次瞪目结舌。
但吕夷简与郑朗用意并不是在此。
并田与隐田的历史十分复杂,唐朝先以丁纳税,一丁交多少粮与布,担负多少力役。于是有的官员不让百姓流动,堵塞州县通向外界的道路,甚至将扬州与开封这样的繁华商业城市商业进行封闭,让市民返回农村种田。这肯定是不对的,后来有了杨炎的两税法。执行得也不大好,引起很大争议。但使宋朝受益,宋朝人们熟悉,于是继续使用两税法。
百姓用所出产的谷、帛、金铁与桑麻分夏秋两季上交,征税额是取其民田按上中下三等纳税,若是中田取其一季所产一石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斗向朝廷纳税。
实际不止,否则郑朗不会在太平州收其十分之三,百姓还喜笑颜开。因为除了这一税外,还有支移,从调动费到起纲钱、雇船钱等等,名目繁多,便民反成苛民的折变,加耗,最厉害的官员能让一斗粮加耗到四斗,触面,这个从唐朝就开了,官吏往上踢啊,踢下来的便是自己的,最厉害的两斗半能踢出仅剩下一斗。
这才是真正的两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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