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到,是好友出了大事,蔡挺二话没有说,不顾丧期,直奔京城,面见赵祯。
赵祯对此事不知,茫然的让蔡挺可破倒着衫服对便殿(蔡挺父丧,不能着正式朝服),将富弼奏折看了一遍,下了诏书,着富弼将那三个条约以口授的方式讲给契丹人听。
蔡挺带着诏书又匆匆返回乐寿,富弼一听就急了,口授?谁信啊!自己在契丹说皇帝讲了什么什么的,赵祯没有说,他也说了。那是为了谈判的需要。不立于书面,不要说契丹那个皇帝,恐怕连刘六符也不相信。
不管了,怒发冲冠,将礼物交给副使张茂实看管,骑马直奔京城。合门使将他拦住,按照倒制,富弼不是宰相,想见皇帝得提前预约,最少得通知皇帝。
通知皇郸
富弼想到那个口授,心寒,皇帝是好人,但这个好皇帝照样能让吕夷简迷惑。口喷火焰,合门使一会儿被烧得焦头烂额,乖乖的放行。
见到赵祯,将事情来龙去脉、利害关系一一说出,然后道:“执政想害死臣,臣死没有关系,但国家大事怎么办?”
赵祯将吕夷简、晏殊等大佬召进皇宫,问吕夷简是怎么一回事,吕夷简从容答道:“此误尔,当改正。”
这一刻,几乎颠覆了富弼整个世界观,这个世界太陌生,这个人能无耻不要脸到这种地步,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于是火焰再次喷射起来,这几个月来受的契丹窝囊气,以及这几天心中的怒火全部向吕夷简发泄。
晏殊站出来。
无奈之,任谁在皇帝面前争吵,皆是失了廷仪,宰相也不行,王曾就是用这招火拼吕夷简的,咱一道玩蛋吧。这样吵下去,富弼会被贬官,自己这几个宰相同样也会因失廷仪而罢相,说道:“吕夷简不可能刻意如此,真乃失误尔。”
矛盾激化。
当初富弼落第,范仲淹赏识,引荐于晏殊,晏殊嫁女给富弼。双方的差距,必然造成女方强势。中间夫妻之间发生了多少事,富弼自认为是谦谦君子,不会张扬,外人无法得知口但可以通过他在契丹接到那封家书,便能窥测一斑。
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说道:“晏殊是奸邪,与吕夷简结党营私,欺骗陛下。”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议论国事,特别是面君之时,不可以称字号,但对长辈也要适当的加一个官职,比如晏殊相公,执政等等,况且晏殊是寄弼的丈人。
富弼直接呼其名,可见他心中的怒火。
不能说西府不知,因为他的进谏,东西二府大佬权利重合,东府能知道西府的事,西府能知道东府的事,以便从大局着手处理国政。吕夷简此时带着西府的官职,晏殊也带着东府官职。
作为丈人,有没有提醒过?
这是出使契丹万一惹怒契丹人,将自己咔嚓了,宋朝敢找契丹人的麻烦?
一下子替晏殊扣了一顶大帽子。
晏殊脸气成猪肝色,还不能发作。结党营私,谁不怕啊!
赵祯和了稀泥,两边都不责罚,而是立传王拱辰,重新写了国书与誓书。当夜富弼留宿在学士院,天明便迅速离开京城。
不是赵祯软弱,此时西北战事并没有结束,难道将吕夷简与晏殊两相罢去?
知道有错误,但不能处理,这就是变通。
或追究富弼从乐寿私自返回京城,于皇宫中大吵大闹,失去廷仪罪名?此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指望富弼办事呢。只能不问。
这件事本来就此平息,但隔了几天,又引发新的争议。
郑朗写了一封信给吕夷简,是以奏折形式书写的,直接到了东府。
信上说吕相公,你此举用意无非以为已立国书誓书,复加契丹岁币,虽未加富弼三条,契丹会羞恼,但不会翻目。那么就可以借机趁富弼在北境没有进展之时,将富弼调回,重换一臣子议盟,将富弼功绩抹杀。
换原来郑朗也许不会说的,考虑的事情太多。
长时间压抑,让他不喜,与妻子交谈,终于醒悟。无所谓,想说就说,想做就做,自己努力了,能不能成功,靠老天爷做决定。
之所以将这件事翻出来,是它引起很多后果,不是赵祯想和稀泥就能和得住的。
直接将吕夷简心思揪出来,继续说道,吕相公,国家是多事之秋,你身兼两府重职,应当以身作则,为群臣树立一个榜样。可你树立了什么榜样?虽有吏治之功,却无德化之功。
今朝你身兼两府,大权独揽,明朝他人得势,也象吕相公你学习,难道你又想开景佑党争之举?
并且你如今管理东府,又身兼西府之要职,做为官员,你也到了巅峰,可不顾国家安危,继续打压你看不顺眼的人,先是宋庠、郑戬、叶清臣、任布,富弼不顾辛苦危险,深入北境,契丹人贪得无厌,步步惊心,为什么你做为国家首相,继续玩弄权术,不顾国家?
是信函,也是奏折。
而且郑朗地位超然,他从不树党,范仲淹做错了批评,吕夷简做错了批评,一个地道的中立派,说话有权威。
德操不及范仲淹,也没有什么污点,一心为国家做了许多贡献,甚至不惜自身危险,深入战场的第一线,几年后又要远赴契丹,他不自称为君子,可天下有几人敢说郑朗不是君子?
最要命的几年后郑朗出使契丹,能不能回来?这时候谁愿意碰郑朗啊,那纯粹是自找没趣。
直接将吕夷简的用心毫不客气的揭露,说了后果,今天你得势,玩弄权术,但不要忘记,君子党已经茁壮成长起来,韩琦与范仲淹成了西北两颗亮眼的星星。一旦他们回到朝堂,再来弄你与你的小弟,然后你与你的小弟再弄君子党。这个国家成了什么?
对吕夷简的能力与功绩,郑朗从来没有否认过,做为宰相,吏治之能赵祯朝时,无一人能及之。可这个德操实在成问题。本来还想大宋替他办报纸的,可没几月,大宋没有将报纸筹备好,就被吕夷简弄下台去,让郑朗很蒙。
信至,朝堂又吵得哇哇一团。
于是郑朗连续接待两拨人。第一拨人是赵祯给了旨书,事情已经过去,让郑朗不要再提。
揭开又怎么的?
西北战事没有结束,国家揭不开锅盖,百姓负担沉重,这时候离不开吕夷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将眼前难关熬过吧。
第二拨人是吕夷简派来的谦客。
没敢用书信方式,直接让家中的门客来西北,对郑朗传话:“郑行知,王师三年,国家困窘,弊端积病一一暴露,一旦和平,便需大治,庙堂政见不和,能治否?”
问得郑朗忽信忽疑。
不能不相信吕夷简的本领,赵祯主政之初,吕夷简上书八条,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可以说庆历新政,范仲淹的所谓改革正是在吕夷简这个八条基础上改进的。
可是没有多久便被郭氏弄得下放,随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朝堂,想要执政,必须弄倒郭皇后。范仲淹与孔道辅弹劾,大戏一幕幕到来,令吕夷简目不暇接,无法进行变革。
若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宋朝与西夏议和后,吕夷简会做什么,谁也无法料到。以他的能力,真要将身心投入到变革当中,会比范仲淹做得好。但这是假设。
想要对国家弊端进行整治,朝堂上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声音。
富弼虽不错,但前期与石介一样,喜欢胡说八道,看看他说了赵祯什么?连皇帝都敢乱说,况且吕夷简。事实庆历新政时,富弼依然没有醒悟,新政失败,也拜托他们这些个君子的种种作为。
但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