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性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似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的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永远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我们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就能赶超他人,一夜之间就能证明自己的落后只是暂时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们一努力,就仍然会天下第一、天朝上国。
就像光绪一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种尝试失败,我们就会立刻跳到它的反面。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民族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整体性格似乎仍然不够成熟,缺乏稳健、开阔、理性的内核,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实。
虽然说只有越过界限才能意识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不仅越过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能艰难转身。就像一个刻薄的学者所说,中国的运动符合牛顿三大定律: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动中国,符合第一定律;运动起来后就不会停止,符合第二定律;碰到头破血流才会转变方向,符合第三定律。
历史充满宿命。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发现,打摆子式发展的起点的形成,与光绪皇帝个人性格不无关系。如果当初领导变法的人能够像年轻时代的奕譞一样,现实、灵活、理智,也许能够取得变法的局部成功,也许那次改革就会推开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也许中国就会从那个起点开始,更顺畅地、更平稳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会更快些地通过这条“多灾多难”的狭长峡谷。可惜,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刻板、极端、一元化思维基因的光绪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愤怒青年”主导的“鲁莽灭裂”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更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在强大的旧势力控制下,任何局部变革都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彻底决裂,只有一次性解决才有希望。由此,中国开启了近代革命的序幕。从那之后,中国的历史开始上演一部又一部由“愤怒青年”主导的悲剧,其中充满了绝望、亢奋的情绪,不断试图彻底否定自己,希望借此达到“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直到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几十年来的竭尽全力、声嘶力竭、自我折磨,不过是“鬼打墙”般的原地打转而已。
十九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中,个人算计更少。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老成持重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冰层。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个“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对皇帝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据老吏《奴才小史》记,荣禄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
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后期,他也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场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他被软禁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脱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也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他虽然还在呼吸,但已经没有了灵魂。光绪朝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他“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了解了这对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第三章
洪秀全:上帝第二子的前世今生
一个梦的家当
一
其实用不着太多的心理学知识,我们就可以基本解析这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梦。
1837年3月1日的洪火秀(洪秀全的原名),确实已经到了心理崩溃的边缘。
他从小被家人和乡邻寄予太高的期望。在这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子里,火秀是最聪明的孩子。虽然不怎么用功,但是他在私塾里回回考第一。上学路上,谁遇见了火秀,都要摸着他的脑壳夸奖几句。老师们说,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莫不是官禄布几百年来头回要出秀才了?既然先生们都这样下了断言,大家更纷传,莫说秀才,看火秀这个聪明劲,恐怕连举人也中得!将来点翰林做宰相,要享大福哩!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说:“老师和父老们都交口称赞他,以为取功名如拾芥,行见他显父母光宗族了。”“有几个老师因见他家贫好学,竟免收学费,族人也有馈赠。”供洪秀全上学,竟成了宗族情结极重的客家人全族事业了。
集宠爱与希望于一身,虽然出生在赤贫家庭,火秀却称得上娇生惯养。所有的家务活儿都不让他沾手,别的孩子吃野菜糊糊,他却总能吃饱红薯。他们有理由确信,现在吃进火秀肚子里的每个红薯,将来都能屙出同等体积的银锭。事实上,谈论孩子的学业,预想未来的荣光,成了洪镜扬最大的精神享受。《天国的陨落》中这样描述这位父亲:“就连平时聊天也喜欢以他的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赞许洪秀全聪颖可爱,他便眉飞色舞,兴头上还会邀请对方到家中做客,继续唠叨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然而官禄布村的农民们不知道他们的眼界是多么浅陋。他们不知道,这个穷山沟私塾的教育水平,根本支撑不起洪氏家族的庞大梦想。从洪秀全后来所写的那些诗文来看,他本也算不上天生才俊,只不过在这个小山沟的孩子们里算是拔点尖罢了。
洪秀全当然更不知道这一点。正如自己是家中的宠儿一样,在潜意识里,他也觉得自己是上天的宠儿。上天对他格外垂青,上天理所当然要对他格外垂青。他比谁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将来会一帆风顺、出将入相、功名富贵,做顶天立地的大人物。
然而,从十六岁那年起,阳光灿烂的日子被突然截断,挫折不由分说地一次次降临到这个人身上。十六岁那年,洪秀全首次出击,去考秀才。原以为会如探囊取物,不料结果却是黯然落榜。如果说十六岁毕竟还小,失手一次也没太大关系,但二十三岁再次落榜,就使他的命运变得风云难测了。从小没经过什么挫折的他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无比可怕的前景已经隐隐铺在他的面前:难道他会成为一个进不了学又耕不了地的废人?本来活泼开朗的他日渐沉默寡言,世界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可怕。
所以,1837年,也是洪秀全二十四岁那年第三次落榜后,他晕倒在榜前也就顺理成章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很显然,他无法直面他人和世界,只有逃避到高烧和梦魇中去。而这一巨大的打击,使他郁积多年的“本我”冲动喷薄而出,他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梦幻过程。这个梦是如此瑰丽,如此神奇,又如此真切,使他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恍如昨日。
梦的焦点是那个奇怪的老人。他身着中西结合的服装,外貌明显具有西方人特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
《太平天日》写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多年之后,为了符合神化自己的需要,洪氏想必对梦境做了后期加工。做此梦时,洪氏尚不知上帝为何物,把这位老人称作“上帝”,是多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这位老人是天上的主宰。这位老人告诉洪氏,他洪秀全并非凡夫俗子,乃是他的儿子。
梦是愿望的达成。出身贫寒是洪秀全对上天最大的不满。而如今,他从贫农洪镜扬之子变成了上帝的孩子,拥有了最有权势的父亲。这个父亲要远比贫农洪镜扬有威严。见到洪火秀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坐装衣袍要齐整,头要轩昂,身要挺直,手要覆在膝上,脚要八字排开”。
这才是大人物的姿势。这一姿势,想必是洪火秀在看书中那些古代将相的画像时记住的。洪火秀现在已不是凡夫俗子。在梦中,上帝赐他一个名号,叫“天王大道君王全”。他的两个哥哥后来回忆他高烧时的种种呓语:“朕是真命天子,尔知么?”“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坐得江山,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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