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妹情深三

。正应了那句“家有千金，手艺防身”的古话。一九八二年，平平与艳珍，花好月圆，鸾凤和鸣。在我们老家丰城一线，有闹洞房，考新娘的习俗。在得知婚期的前一阵子，爸爸妈妈要求艳珍要认真地做些准备。说，你的婆家，可是个大姓大村庄，文武方面可谓是人才济济。我们家没有富丽堂皇可撑门面的嫁奁，可在人品内涵女工等方面不能输给人家。对此，艳珍着实背诵准备了许多谜语、古诗、联句、歌曲之类的文玩意。女工就不用说了，按当时的农村水平，织、缝、补；绣、编、弄；蒸、煮、炒，甚至下田上地，耘禾锄草，种菜播种，持家待客等等，一切都驾轻就熟。后来，据姨妈说，这珍妹鬼仔叽还真是给她长了脸。迎娶那天，人们闹洞房。好逗新娘的那些男女逗脚，总是被珍妹的诺诺大方、出口成章逗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从而出现尴尬场面。村上的人们当即翘指夸赞：这女子，生在小村庄，堪比大闺秀。

    艳珍结婚后，一鼓作气连续生下三胎，每个小孩之间间隔都不足两年。不尽人意的是，三胎均为女孩。

    原本，这个世界上的人，除了男人就是女人。应该说，男女都是半边天。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演化，本来很简单的事，却搞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复杂。有时复杂得连大圣人，大伟人，大学者，大哲学家都晕头转向。叽叽喳喳数千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不，就因为三妹连续生了三个女孩，没生男孩，她们家因些许小事，差点闹出人命来。

    话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八五年双抢季节，可谓是特忙季节。妹夫平平为了多挣些钱财，下乡做工去了。家里五亩田地的收割、栽种等农活，就全靠妹妹艳珍了。由于农具、家具的短缺，妹妹便到她的婆婆家去拿了件农具，结果被她的小叔子阻拦。由此发生争吵。想不到的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叔子，居然动粗，出手将艳珍打了。从未挨过打、又十分好强的艳珍，不依不饶地对着干。开玩笑，一个看似强壮的小女子，哪是正值风华正茂、二十出头的大小伙的对手。交锋结果可想而知。

    次日，我在南昌接到电话，远方传来的，是舍妹艳珍的哭诉。我不由怒从心上起。放下电话便请假，赶上11点多南昌至长沙的火车。车上，我仔细地盘算着，将如何处理这件家庭纠纷。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冷静了。最后，在我的斡旋下，小叔子当作他们的公社武装部长、大队书记以及他的妈妈我等，认了错，道了歉，并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知道了，封建的残余在文化不很发达的广大农村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官本位的意识同样强烈，人多势众有钱便是爷的低俗做派还有着丰富的市场和广阔的空间。什么礼让，什么积德，什么行善，什么文明，只不过是偶尔挂在某些谦谦君子口头上的美妙词汇罢了。

    一九八六年，我被单位指派，领队上年的所谓优秀共/产/党/党/员十人，去往由上海铁路局工程部门创办的浙江岱山县疗养所疗养。期间，我发现整个舟山群岛的佛教事业很是发达。在瞻仰、敬奉过南普陀的观音大士和各位菩萨之后，我突发奇想，请了一尊送子观音，给我的艳珍妹妹供奉。事有凑巧，次年妹妹果真喜得贵子。看看，我这个共/产/党/党/员，居然如此地决断，岂不滑稽。当然，我的这些举动，都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做的。现在想来，我呀，是一个典型的不合格的共/产/党/党/员。对此，我深感内疚和羞愧。

    眼下，艳珍一家，在他们夫妻的共同努力下，乘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先是在厦门，妹夫平平，凭借一手出色的木工手艺，以工程师的身份在一家外资家具模型玩具加工厂打工，三个女儿初中毕业后和妈妈一起，在福建漳州开了一家理发店，筹集够资金后，妹夫辞去工作，与他老婆在漳州开了一家服装店，倒也轻松快活，三个女儿出家后，儿子当兵退伍，正在筹划美容美眉店。五十出头的夫妻俩，考虑岁月的流逝，关了漳州的店面，杀回老家继续服装生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