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一天来了两个想听《乌盆记》故事的年轻人,这倒难得。”杨馆长请郭小芬对面落座。
旁边那个虽然偏瘦但体格健壮的小伙子,见忽然来了个漂亮的女孩,有点手足无措,瞪着铜铃似的大眼珠子,搔了搔短鬃似的头发,傻呵呵地冲她乐了一乐,然后自我介绍道:“我叫翟朗!”
郭小芬淡淡一笑,对着杨馆长说:“我很想听一听《乌盆记》的故事,只是天色已晚,不知道会不会打扰您回家休息。”
“不碍事的,我的工作时间本来就松散,迟到晚走,都是自己掌握。”杨馆长说,“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乌盆记》的故事吧。”
窗外,夜幕低垂,杨馆长的讲述,仿佛拉下了一道屏幕,让发生在990年前的《乌盆记》的故事,以早期黑白片的形式在眼前放映出来,每个人物,每处场景,每次杀戮,每场血腥,都以飞快的动作清晰地展现,清晰得充满邪恶——
行至在渔阳县地界,
忽然间老天爷降下雨来。
路过赵大的窑门以外,
借宿一宵惹祸灾。
赵大夫妻将我谋害,
他把我尸骨未曾葬埋。
烧作了乌盆窑中埋,
幸遇老丈讨债来。
可怜我冤仇有三载,有三载……
怔怔的。
故事,讲完了吗?也许,讲完了吧。
郭小芬望了望四周:老旧的白炽灯,给眼前这张桌子洒上一圈黄得发绿的幽光,活像是箍起了一层厚厚的井壁,将整个二层借阅大厅的其他部分彻底隔阻在黑暗的外面……难道,这个故事中的受害者就是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我投宿到福祸莫测的旅店,我被突如其来的命运杀得血肉横飞,之后,我被焚化,和泥,我的魂魄就这样禁锢在一个乌盆里了……否则,我怎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胀裂肺腑的怨苦却无可发泄?
“小郭,小郭……”杨馆长的呼唤声令郭小芬打了个寒战,她清醒了过来,掩饰地一笑道:“这故事,也太吓人了。”
“《乌盆记》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故事之一,根据它改编的戏剧也很吓人,过去一直被禁演,这两年开禁了,但电视台也不肯经常播出。”杨馆长说,“不过,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一直存在争议,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安徽省定远县,还有说是发生在山西省怀仁县,当然,渔阳县也被传说是发生地之一,只是故事的结尾和另外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定远县和怀仁县的传说,都是到包公处死了凶手,把装有刘世昌骨灰的乌盆带回南阳安葬结束;而渔阳县的传说则是包拯派出衙役去拘捕赵大夫妇,走漏了风声,女人服毒自杀,赵大躲进了烧制乌盆的一个窑洞里,想躲上一阵子,等风声过去了再潜逃外地。谁知刘世昌的冤魂跟进了窑洞里现身,赵大吓得魂飞魄散,用一把尖刀插进自己的心口……这时,县衙大堂上那只作为证物的乌盆突然飞起来,包拯带着衙役们跟着乌盆,一直追进盆儿窑,只见乌盆撞开一个被封堵的窑洞,在半空中化为无数碎片,洒落在赵大的尸身旁边——故事到这里才算结束。”
郭小芬想了想说:“这个结尾好像更强调受害者本人亲自报仇雪恨,而不仅仅是依靠官府的力量。”
“《乌盆记》这个故事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司法现状的黑暗。许多被谋杀的人不能申冤报仇,而官府严刑逼供出的‘凶手’往往又是无辜的小民,冤案多,冤狱更多。因此,由鬼魂向正直的清官诉冤,然后由清官出面,将罪犯绳之以法,成为我国公案小说的一个主要模式。有人统计过,一部《包公案》,真正靠逻辑推理破案的故事很少,大部分都是冤魂托梦给包公告状,然后包公才破案的。”
郭小芬点点头说:“由此可见,《乌盆记》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只是这传说太过诡异和恐怖,把人杀了,烧了,还要制成乌盆,死者的冤魂还附着在乌盆里,随时寻找着出来复仇的机会,真不知道古人怎么能琢磨出这么耸人听闻的故事。”
杨馆长说:“其实,认为灵魂会依附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东西的观念,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比如非洲的阿闪提人就认为死去的人,灵魂会依附在他生前坐的木头凳子上,所以,一旦人死了,他坐过的凳子就会立刻被家人用煤灰涂黑,被放在家族的‘凳屋’里,接受子孙的供奉祭祀——有没有觉得这幕情景很熟悉?对了,这跟我们中国人把去世袓先的神牌放在祠堂里,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神牌就是一个神凳,一只乌盆,都是死去的人灵魂的载体。”
“可是凳子和神牌上,不存在死者的血、肉或骨灰啊。”郭小芬不大同意,“《乌盆记》这个故事,无论其残忍程度、藏尸方式,乃至复仇过程,都令人发指——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没有?”一直沉默不语的翟朗,突然怒目圆睁地吼了一嗓子。
郭小芬和杨馆长惊诧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何突然间有如此剧烈的反应。
“怎么没有?谁说没有!”翟朗把拳头往桌子上“哐”地一擂,对着她俩咆哮道,“我爸爸就在这渔阳县被人杀害了,而且焚化后,骨灰和在泥里,烧成了一只乌盆!”
第七章弩矢
杨馆长和郭小芬目瞪口呆!
“你们不相信是不是?”翟朗十分激动地说,“我的爸爸翟运三年前遭人陷害,说他贪污公款,万般无奈之下,他连夜逃出了北京城,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家里每天被搜查三四遍,我和妈妈被公检法的人像扒光衣服一样审查,妈妈实在受不了了,一病不起,很快就去世了。我只能咬着牙自己一个人艰难地过日子。就这样,每到逢年过节还要‘接待’来家中阴阳怪气地打听我爸爸情况的各路公差,受的委屈和侮辱啊,不能提了!”他使劲咽了几口唾沫说,“前几天我收拾我妈的遗物,翻出了一张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短笺,叠得很整齐,上面有一个电话和一个日期,那日期就是我爸离开家两天以后的时间,我打电话过去,号码是空的,但区号是渔阳县。我猛地想起,妈妈在临死前让我记住渔阳县这个地名,我立刻怀疑我爸当初就是逃到渔阳县了,但是为什么他不再和家里联系了呢?我就给渔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位警官接听后,让我把我爸的照片和基本情况都发过去,我怕最后警方内部一交流信息,又没完没了地缠着我问我爸到底在哪儿,就只是传真了一张我爸的照片过去,别的啥也没说。对方当然表示无能为力,单凭一张照片不可能帮我找人的。”
翟朗把父亲的照片递给杨馆长看了一眼,接着说:“几天前,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我爸爸三年前就死了,是夜里投宿在渔阳县一个叫赵大的窑厂厂主家里,因为露了财,被赵大的伙计李树三——不仅仅杀了,还残忍地肢解、焚化,把骨灰和在泥里做成了一只乌盆……”
“我的天啊!”杨馆长一声轻呼,不禁捂住了嘴巴。
“信里还说,我爸的受害地点就在渔阳水库旁边一个叫大池塘的地方,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第二天我立刻收拾包袱来到了这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仇人,给我爸报仇!”说着,他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来,“嚓”的一声插在了桌面上!
看着他橫眉怒目、咬牙切齿的表情,杨馆长吓得说不出话来,还是郭小芬严肃地说:“翟朗,你别这么冲动,把刀子收起来!”
翟朗这才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了,这里不是狮子楼,眼前这俩人也不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赶紧把刀收起,伸手摩挲了两下被戳了个坑的桌面,见摩挲不平,对着杨馆长嘟囔了一句“对不起”。
“翟朗,我觉得,你单凭一个陌生人打了个电话,就要去杀人报仇,是很不理性的行为。”郭小芬说,“你怎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打这个电话是什么目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真的是某个人杀了你的父亲?你亲眼见过那个掺杂了你父亲骨灰的乌盆吗?如果都没有,很可能你是被人利用了啊!”
翟朗很不耐烦,瞪着眼睛说:“反正我来这儿就是要报仇!谁也甭想拦着我!”然后,他把父亲的照片从杨馆长手中夺了回来,“哐”地站起身,径直下楼去了。
望着他坚定的背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郭小芬的心头。
“咱们也走吧!”杨馆长受了点惊吓,似乎不愿意再留在这个有着刀伤的桌子前,“这个小伙子只是说来找我问《乌盆记》的传说,谁想最后差点出人命。”
郭小芬一边看她收拾皮包,一边笑着劝道:“这就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您不要真的往心里去。不过,我也很好奇,咱们县怎么会流传这么个诡异恐怖的传说,我还听说如果把死人做成了乌盆,放到床下,找个不知情的外人在床上睡一觉,就能镇魂,是真的吗?”
“准确地说,不是镇魂,而是让乌盆里的冤魂在找替代或者报冤仇的时候,错把睡在床上的那个人当成对象。”杨馆长和她一起下楼,边走边说,“咱们县自古就是个贫困县,唯一盛产的就是黄土,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从事砖窑、瓦窑的营生。过去的年月,穷乡僻壤的,荒野上野兽比人还要多,那人也就跟野兽没什么两样了,为了一口馒头都敢拼命,遇上个有钱的旅客,跟饿狼见到肉似的……人,倘若孤身一人行走世间,什么样的遭遇不会碰上?人,要是没有其他人的监督,什么残忍的行径做不出来?自然就会有各种各样恐怖离奇、半真半假的传说了。”
走出图书馆,杨馆长从自行车棚里取出自行车,推着和郭小芬慢慢地走着。刚刚下过雨的街道上,年久失修的地砖不是碎裂就是凹陷,到处都积着一洼一洼的小水泊,因此杨馆长不时提醒着郭小芬“注意脚底下啊”“绕着点走”。由于很多路灯都是坏的,所以迎面走来的面孔一律黑黢黢的,郭小芬恍惚间觉得其实自己依旧走在900年前的渔阳县,分不清哪个是人,哪个是兽,哪个是凶手,是受害者,反正每张脸都是乌盆一样的颜色……
“教化不到位,那人还不如一条训练过的狗呢!”杨馆长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县,大概最无人问津的公共场所就是图书馆了,市民们宁可花上几百元钱去看一场脱衣舞表演,也不会花五元钱办一张借阅年卡。县里也差不多,随便一顿公款吃喝的费用,就比拨给我们一年的购书经费还要多。你下次白天来,我带你看看,大部分书柜上的书都旧得跟出土文物差不多了,纸张不是黄就是脆,碰一下都能散架……唉,没办法啊,900年前这里是荒野,900年后呢,我看,某种意义上也一样是荒野!”
“所以——”郭小芬沉吟了一下说,“所以,依旧有可能发生《乌盆记》里那样的凶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