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
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合,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