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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_分卷阅读_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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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而且能自律。29

    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和礼治的原因。

    显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韩非为什么还要反对?

    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实现不了。要知道,人们之所以干坏事,并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关系不大,或许还能讲点道德。一旦诱惑无法抵御,或者危害难以承受,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只能左右开弓,两面三刀。左右和两面,就是赏与罚。只有赏与罚,才能对付利与害。什么礼治,什么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韩非的主张是:赏,就要慷慨大方,说话算数,让臣民有利可图,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臣民魂飞魄散,这就叫“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开,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30

    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则是他的基本观念。

    这样的所谓“法治”,难道是我们要的?

    法家颇受诟病,也不奇怪。

    实际上法家的问题不在执法,而在立法。立法的问题也不在具体条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巩固君主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韩非说──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31

    这实在说得很露骨。实际上,无书简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献典籍;无先王之语,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遗产。这不就是焚书坑儒的舆论准备吗?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的国民,大约也只能是“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韩非那里,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王资”──君王称霸的资本。

    王资们遵守的,当然也只能是王法。

    现在我们陷入了两难。是啊,韩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尝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说给齐景公听的吗?32

    一个王法,一个王道,半斤八两吧?

    看来,必须跳出儒法之争。

    实际上,斩断争论并不难。治国,到底应该以德还是以法?当然是以法。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以德治国”,其实是“以礼治国”,或“伦理治国”。德治与法治之争,则其实是礼治与刑治之辩。

    那就用不着再讨论了。

    以礼治国,早已是明日黄花,并不可能“似曾相识燕归来”。至于德与法的关系,也不难摆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也许就是合适的选择。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法?我们为什么要有德?我们要什么样的法?我们要什么样的德?这不能不想。因为无德之德,必是伪善;非法之法,必为恶法。这样的亏,我们吃得还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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