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穿越和文学的——兼评余秀华诗

显，是我们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生活的变革只是推动或改变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抵达目的。生活变革的方向是趋向真理，它本身不可能取代真理。由此可见：任何历史时代的生活变革，都有其历史时代的局限性。生活变革的不彻底性和真理的唯一性是悖论。这也是尼采的困顿，他最终弄出了查拉斯特图拉——超人或强意志力。文学的创作同样如此，它也不可能找到超人或强意志力。每一颗敏锐的内心，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都将在存在中备受煎熬。正是这种煎，却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促成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我们不断地离开，我们不断地行走，我们憎恶没有痛楚的灵魂和生命的风化。我们在一个被隔绝的，没有光亮的黑屋子里反复寻找，发泄和呐喊。也正是在这种寻找，发泄和呐喊中，文学的水珠在一点一点聚积。而历史的进程不正是由生活的点滴所构成的么？对于生活细节的呈现，可能比一个空泛的有历史事件更加接近于文学创作的实质。“我不说四季，五谷，犁耙；不说世界的秩序需要酒，药丸，和刺着蛇纹的诺言。当我裸体浮在城市的上空，父亲和孩子的尸体在门口，说出了秘密。”“父亲的一滴汗打响了锄头，我忽然变得异常安静，河流正绕过山头，斜阳低垂，山那边的火车绕过了玉米地。”余秀华个体的存在，相对于历史宏大的进程来说，总是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余秀华的文字写作，也不可能轻巧地担负起某个近乎于神圣的历史使命。但余秀华却忠实于她自己的生活，忠实于她自己内心，我们从她的文字里同样看到了城市，看到了河流，看到了绕过玉米地的火车，以及刺着蛇纹的谎言。我们依然看到了流动的历史在她的内心，留下的难以抹灭的印痕。创作者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就这样和历史悄然的对接。

    如果仅以此来谈论现代文学创作和余秀华诗歌的多元性，显然是不够的。余秀华诗歌文字所具有的古典的美，几乎无处不在。“我流落在你名字的黑洞里，风声四起。月亮的南边，一个女人夜夜倾听你的鼾声。我不敢询问，她湿润着你的手势，我不敢像她一样穿一身红裙。与月亮无关，一个季节坠地有声。在你的名字之上，一切应约发生却又呼之不及。是谁故意推迟黎明，用九死一生的决心说服疼痛。用一千条月华，捆绑我。”余秀华的诗歌语言也并非是一尘不变的，正如同生活的变迁终究是要在时间深处留下印迹。事实上现代文学创作语言形式的坍塌以及探索性的重构，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当古典的美并不足以表述现代生活多元性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重新审视我们文学创作的语言形式。坍塌是早已存在的，而重构也并非一促而就。这种语言表述的边缘状态，可能还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很多人都在现时代语言的泥泞中摸索，也只有如此的摸索，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时时保持文学语言的鲜活。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诗歌口语化的创作，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余秀华也同样进行了如此的尝试：“a说他爱我，说生命需要幻想的支撑；你的床是什么质地？我的体重比一个村庄还重。我说。我说我有孩子，有老亦，有成群接队的狐狸，你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a说有一个人白头到老就好；头发白了就容易看见虱子，我说。我看见他头发那么黑，白起来不容易。”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余秀华诗歌语言的天赋，但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她诗歌语言内部的跨越和分裂。她这首诗的名字叫‘爬满虱子的白月光’，她这首诗名意境的突兀，甚至比她诗歌口语表述的形式，更令人吃惊，反思。

    从以上这首诗，我们还能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人性的黑暗和光明的过渡，或者是身体的放逐和内心的流亡。泛城市化对现代人生活的冲击，并不仅仅只是以物质的形态呈现。欲望是泛城市化的一个缺口，从这里我们可能以观照出人性深处的斑驳。如果单纯地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来比拟人性，无疑是一种浮浅。站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我们似乎可能轻易地做出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抉择却变得日益艰难。到目前为止，还没谁能对城市和现代做出一个准确而深刻的表述，我们总是在一条黑暗和光明交织的，幽暗的小路上行走。有时放逐，或者也是内心对生活最大的抵抗。“今天我不姓余，不姓赵钱孙李；今夜我要收网。人生的猎物温热的欲望，陌生的城市霓虹，赤身裸体。有目标的女人抖落露水，五谷，石磨和女儿；有目标的女人花掉半年的积蓄，换一盏床头灯，空调，电视，洗手间。拿去都拿去，告诉我罪恶就是罪恶；不需要辩解，罪恶铺天盖地。我们需要高潮，我萎缩乳房要开花；罂粟闪烁，我干裂的嘴唇要涂色，黑的也行。你的体毛一直在长，覆盖了我的腹白。我笑，我得意地笑，我笑这床的不牢靠。你要狠狠地从我身体里掏出伦理道德，残缺隐忍，美和丑；你要抓住我，不让我跳井，陷入荒漠；不，不许说爱我，不许说我的诗歌和家庭；你是否完全进入我的身体？你还要用多少力气来把我揉碎？”诗中所勾勒出的现场，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情欲的迷失和泛滥，人性的扭曲与呻吟；身体和感官的享乐，道德同伦理的背离。城市是光鲜的，人们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在这个舞台上走来走去，每一个面具背后，都陷藏着一个空虚而又苍白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脱下面具的时候，脱下面具我们就露出了生物的本能。情欲和挑逗构成了她这首诗奇异的表象，表象背后却是尖锐的批判和控诉：首先是她对自身的批判和控诉，然后是她对生活近似于绝望的呐喊。

    谈论余秀华，还有一个不应该回避的话题：那就是她身体的残疾。残疾的身体对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这对于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猜度和想像的。虽然命运的不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我想物质上的富足和贫乏，种处欲望的达成和失落，是远远不能和一个人身体的残疾相提并论的。维纳斯为何要以断臂的形式，伫立于一座城市的中心，这是我一直都在思索的。我不想轻易说出残缺的美，这可能是虚妄。余秀华也有着她的愁苦，悲愤和诅咒。这种愁苦，悲愤和诅咒几乎是她与生俱来，且又无法摆脱的。余秀华甚至拥有一个让自己堕落或放纵的理由。但身体残疾的余秀华，还有出乎人意料的另一面：“父亲用锄头抠出一个窝，我丢下两颗花生。窝不深，我很想把自己丢进去。我想知道如今的我，被风一撩，也去发芽。一颗花生不经意碎在了手心里，我被一声哭喊惊得乱了步伐；谁在红纱帐里枯坐了一个冬天，爱情敲了一下门，你一个惊喜，就粉身碎骨。它跳了一下，落在了窝外，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天那么蓝，老天，你在种我的时候，也是不是这么漫不经心。”在这首诗里，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残疾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意态丰盈的余秀华，我看到的是一个穿越了生活的表象，和命运站在对立又平行位置，不屈抗争着的余秀华。她没有妥协，她几乎是厌恶和解，她甚至学会了用文字来调侃。在诗歌的河流里自由穿行的余秀华，更加接近于生活和灵魂的真实。

    我曾笑言：你（余秀华）是一个被情欲折磨的死去活来的女人。事实上，我为自己的虚伪和矫情深感羞愧。情欲在灰色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泥潭中沉陷，几乎快要变成一个恶毒的名词。我不想谈论情欲相对于生命的永恒意义，以及情欲和爱情过于暧昧的关系。我想到的或许只是没有情欲的生命，该是一种怎样的荒凉和贫乏。余秀华的诗歌中涉及到情欲的表述或场景再现颇多，但我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一个耽于情色的余秀华，我看到更多的是在她那紧张而又尖锐的文字中，跳跃或流露出的叛逆的美。：“小情人，小情人，他欲火丛生撕开了外衣。小情人，小情人，他隔着视频抖了抖胸肌；你如果敢直面惨烈的人生，这瓶白兰地我就一饮而尽我启开了瓶子，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互不让步；他脱，脱。我喝，喝。他脱得死慢死慢，我喝得死快死快。。老蔡，老蔡，你什么时候这么白？他突然冷了，穿上大衣，问：老蔡是谁？”是啊，老蔡是谁？我们在空旷而暄闹的城市中行走，身后有人用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的声调在叫我们的名字，城市的空气中同样弥漫着四月的芬芳和死亡的气息，老蔡就像是一个空虚的符号，散落在四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尼采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想紧紧拥抱住任何一个他身边熟知或不熟知的人，遗憾的是他身边并没有人。是的，我们都很孤独。

    我们不能像蠕虫一样活着。文学的路，还要继续。无论是时代，还是生活本身，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自我放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