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磨碎骨头的大磨，它不会在一瞬间把你全部吞噬掉，经过这一切之后，人还有可能活下来，这里所有的人不是都经历过这些吗？

    而放在天平另一端的小盘里的东西很简单，只是一把刀。但这把刀就是为你这个退让的人准备的！这把刀就准备插入你的胸膛，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明天一清早，而且任凭它什么“契卡格勃”都没有力量救你这一命！这把刀并不长，但恰好可以插入你的肋下；它甚至连个正经的刀把也没有，只是用绝缘胶布把没有刃的一头缠了起来，但这样才有摩擦力，正好拿住，不容易从手里滑出去！

    归根结底，还是这后一个充满活力的威胁更有分量！它给予一切软弱者们以力量，帮他们摆脱蚂蟥的纠缠，使他们跟着班集体走。（它也给予这些人以辩护的口实：我是想留下来的呀，首长；可我怕挨一刀您当然没有受到这种威胁，所以修不能想象）

    还不止这些。如今不仅行动特派员和劳改营其他主人召唤人的时候人们不敢去了，而且人们也不再敢随随便便往营区邮商或上级设的申诉意见箱里投个信封或一张写了字的纸了。每当需要投一封信或投寄什么申诉书时，人们总要先拿给别的人看看：‘喂，你可看看，检查一下，这可不是告密信.来，跟我一起投进去吧！”

    现在，劳改营当局变得既聋又瞎了！表面上，大肚皮少校和他的副手普罗科菲耶夫大尉（也是个大肚皮）以及所有看守仍旧自由地在营区走来走去，毫未受到威胁，照旧在我们中间走，盯着我们。但他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如果这里没有告密者，穿制服的人是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的：在他走近之前人们就不说话了，转过身去，藏起来或者走开了也可能旁边就有渴望着出卖同伴的忠实情报员在那里着急，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一个暗号。

    几十年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机关赖以建立其成信和荣誉的那个情报机器现在失灵了。

    表面上，还是那些作业班组，囚犯们还是到原先的工地去劳动。（我们这时已经商量好要对抗押送的卫兵。我们不允许他们调整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不让他们在中途点数。我们达到了目的。一旦我们中间没有了眼线，连冲锋枪手也显得无力了。）我们也劳动，做到一般地完成任务。回生活区的时候像从前一样让看守搜身（可是，刀子却从来未被发现过！）。实际上，现在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已经不是劳改营当局硬性拼凑的劳动班组，而是别的人类联合体，首先是民族。产生了眼线们无可奈何的民族中心：乌克兰人的、穆斯林的、爱沙尼亚人的、立陶宛人的。而且这些中心得到了巩固。这些中心没有人选举，但是它们按照年龄、智慧、受迫害的程度等等十分合理地自然形成了，所以它在本民族的人们车间享有不容置疑的威信。显然。也成立了各个中心的联合机构，类似所谓“民族协商会议”之类的东西。

    这里应该及时说明：并非一切都像勾画主流时所看到的那样纯净而顺利、也有过一些所谓“温和派”和、“极端派”之类互相竞争的集团已自然，这里也有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感情成分在起作用。个别想当“领袖”的人的自尊心在作祟。有些年轻的“牛犊子战斗员”还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养，其中某些人只想到自己既然于这份”差事”就应该吃得好些，他们为此就直接去威胁卫生所的炊事员，要求给他们开额外的病号饭，如果炊事员拒绝，他们就把炊事员杀死，不顾什么道义标准——已经干惯了，而且有刀子和面具在手嘛！总之。在这个健全的核心中也慢慢开始滋生蛀虫了——它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革命运动中司空见惯的、不足为奇的。必然会有的附属品！

    也发生过一次单纯的差错。一个诡计多端的眼线不知怎么嗅到了气氛。因此，他睡觉时再三恳求一个爱劳动的老实人和他换换床位、老实人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那个老实人被杀死在床上。

    尽管有这一类偏差.但大方向始终十分明确而清楚，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果。一劳动的作业班组还维持原样，数目还是那么多，可是，奇怪，劳改营里感到缺少班长了！这对古拉格群岛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起初。这种“人员流失”现象是自然的：有人住进了医院，有的人刑期快满、被调进总务大院了。但过去派工员周围总是有一群贪婪地想捞到这个职位的人在等待着：为取得班长职位还要送一块黄油，送一件绒线衫呢！现在，不但没有人再贪图班长职位，反而是有些班长每天跑到政工处去磨，请求尽快撤掉他。

    如今，队长们从前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压制、强迫——已经失灵了，可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想出一套新方法来的。班长的人选越来越成问题，以至于派工员不得不亲自到工棚同大家一起抽支烟，聊聊天，顺便向大家请求。“小伙子们，作业班总不能没有个头头吧。这可不像话呀！嗯？你们随便选一个吧，选出来，我们马上批准！”

    后来，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因为一些班长开始往加强管制棚里逃跑，好在石砌的监狱里找个藏身之处1不只是班长，还有象阿达斯金之类的施工员吸血鬼，还有一些眼线，他们在暴露之前或者在感到事情不妙、名单就该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大吃一惊，急忙逃跑到加强管制工棚里去！这些人直到昨天还在人群中装好人，还在言语和行动上表示自己赞成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囚犯中间谁敢不这么说！），昨天晚上他们还同大家一起睡在公共工棚里（其实，昨晚睡着了吗？是不是在那里紧张地思考对策，随时准备着闪开刺过来的刀子，并在暗中发誓这是最后一晚住在这里了呢！？），可是今天却突然不见了。于是，值目的囚犯得到命令：把某人的东西收拾一下，送到加强管制工棚去！

    这是特种劳改营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它既可怕，又有趣。现在不是我们逃跑，而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跑掉；从而使我们这里净化！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空前的、不可想象的时期：那些昧了良心的人夜里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报应已经不再等到来世，不等待历史作出判决，而是一把刀子明天早晨就会使你得到报应，这报应是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光明正大者感到脚下的营区土地柔软而温暖，叛徒则感到脚下的土地像针毡，像在燃烧！这种情况只有在童话里可以想象得出，而对于营区以外的空间，对于我们的外界自由社会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过去从未看到过，或许将来也不可能看到的。

    阴森森的石砌加强管制工棚早已经扩建完了。小小的窗孔外面装着罩斗。它阴冷、潮湿、黑暗。周围是大厚木板筑接起的坚固围墙。劳改营主人为了关押那些不听话的、逃跑的、顽固不化的、牢骚满腹的勇士们而精心建造了这加强管制工棚，不料如今它竟忽然不得不接受眼线、吸血鬼和凶恶的打手来休息养老了！

    应该说，第一个想到去找契卡人员的人，想到凭着自己长期忠实的效劳而请求他允许自己躲进石头房子。从而逃避人民那愤怒惩罚的人，还是相当聪明的。人们自己要求住进更严格的监狱，不是逃出监狱，而是逃进监狱，自愿地同意不再呼吸新鲜空气、不再见到阳光，——这种情况似乎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呢！

    劳改营首长和行动人员对于最初逃进来的几个人表示了同情，倍加爱护地把他们收留起来；毕竟是自己人嘛！给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里挑选了最好的房间（一些说话刻薄的人把这种地方叫作“储藏室”），给他们发了床垫子，命令把他们屋里的炉子烧暖和点，允许他们每天出来散步一小时。

    但是“继第一批聪明人之后，不那么聪明但却同样渴望活下去的人们也跟上来了。（某些人逃跑时还没法替他保留面子：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还得回来同囚犯们住在一起？大辅祭鲁德丘克逃进加强管制棚之前就有过一场表演；晚上熄灯号之后，几个看守突然来到他的房间表演了一场严格搜查的戏，甚至连床垫子都撕开了，然后就“逮捕”了鲁德丘克并把他带走了。不过，囚犯们很快就确切地得知，这位喜爱绘画和吉他琴的骄傲的大辅祭也住在拥挤的“储藏室”里）眼看这种人已经有十名，十五名，二十多名了！（我们用劳改营长官的姓给他们命名为“马切霍夫斯基班”）于是，不得不压缩有效面积而开辟第二个“储藏室”

    不过，眼线只有当他们混在群众中间而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才是需要和有用的。眼线一旦被发现就一钱不值了，他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劳改营里起作用。因此，现在只好让他们在加强管制工棚白吃饭。他们又不去参加劳动，毫无益处。不行，就算内务部对他们慈善吧，也总有个限度吧！

    于是，当局就制止了这股求救的水流。来迟了的。对不起，你就留在工棚披着羊皮等待那一刀吧。

    告密者也像是摆渡的船夫：这时需要你，事后不相识。

    劳改营当局关心的是对应措施，是怎样才能制止囚犯们这可怕的运动，并且挫败它。他们习惯于做的，也是他们实际上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命令。

    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身心的人们最不愿意承认我们的运动是政治运动。因此，在那些气势汹汹的命令中他们把已经开始的这个运动统统称之为匪徒活动（这些命令由看守们到每个工棚里来宣读）；，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称呼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也更亲切吧。不久前，他们把真正脱匪徒冒充“政治犯”送到我们中间来当“眼线”现在呢。相反，政治犯——第一次成为政治犯的人——却又被叫作“匪徒”了。命令里只是笼统地宣布：一这些匪徒必定会被发现（眼下还一个也没有发现！），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给囚犯“照像”并不花费什么钱，只是用没装胶卷的照像机咔嚓一下就行了。但是，要一组军官坐在那里亲切地向这些面貌可憎的囚犯问话，他们实在受不了。既然受不了，那么这一无耻的欺骗手段当然也就未能奏效。

    （不过，还得承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一九四九年建立这类严格管制的劳改营时，当然有过永久性计划。但是，曾几何时，一九五一年，它的主人们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表演这类亲切的把戏了。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成功呢？为什么在普通劳改营时代他们没有被迫作这类表演呢？）

    于是，刀子又开始闪光了。

    于是，主人们决定：抓人。没有眼线，他们摸不准应该抓谁，但是，大概总有些怀疑对象和想法吧（说不定还是有人秘密地给他们通消息）。

    一天，收工之后两个看守来到工棚，像是例行公事一般对某个囚犯说：

    “喂，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这个囚犯看了看周围的同伴，回答说：

    “我不去。”

    可不是嘛！对于这种极为平常的抓人，或者叫逮捕，我们是从来没有反抗过的，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原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啊：我不去！我们这已经得到解放的头脑现在终于懂得这一点了！

    “为什么不去？”两个看守走到眼前来了。

    “就是不去！我在这里呆着满好。”囚犯坚定地回答。

    “他应该去哪儿？为什么必须去？我们不放他走！不放他走！你们走开！”工棚里四面八方都说话了。

    看守们踌躇了一会儿，走开了。

    他们又在其他工棚里试了试同样的办法。结果一样。

    豺狼们明白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的绵羊。现在他们抓人必须借助于欺骗手段，或者在岗楼里干，或者为了一个人而抓全班。想从群众中把一个人拆走，那是办不到的。

    我们清除了污秽，我们摆脱了监视和偷听，我们翻身放眼一看，明白了。我们的人成千上万！我们是政治犯！我们能够抵抗！

    我们选定了眼线、告来者、叛徒这个环节开刀，抓住这个环节拉断整个锁链.这选择该是多么正确风过去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在妨碍我们生活。就像古代的祭坛上一样，他们的血流出来了，我们消解了沉重的诅咒。

    革命在高涨。原来似乎一度停息了的革命的微风，如今像飓风一般吹进了我们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