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结

年了，梦散了。这五年我并没有把民办教师当做跳板，而是在中师函授，文学刊授中度过。我也是教学成绩最好的，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农村身为长子，无力帮家里挣钱，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早成家，为七口之家减轻一点负担。

    1987年结婚了，所谓工资还是每月19元钱，半年地方政府发一次补贴，每月40元。自己耕种着几分农田，课余时间侍弄几分菜园，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换几个钱。我是个勤快人，种地不偷懒，粮食、蔬菜长的不比别人的差，但是，每年还要缴纳各种集资，公粮，所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的。第二年儿子出生了，负担更重了。结婚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要去全家种地的伯父二哥家借粮食吃。

    1988年初秋，春玉米快下来了。家里借的粮食又吃完了，我到自己家的玉米地里看看，玉米还嫩着，再过三四天才可以磨糊子烙煎饼。

    回家后，妻子问：“明天吃什么？再去借点吧。”

    我在回家路上，看到邻村早熟品种已经熟了，就对她说：“有办法，你不用着急明天早晨尽管去磨糊子就是。”

    夜深人静了，我骑自行车来到邻村玉米地，心快跳出口。镇定一会，忐忑不安的对着袋子掰下二三十个玉米，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回到家，在极度不安中剥了半桶鲜玉米。第二天，让妻子去外村磨成煎饼糊子，度过了几天。

    做民办教师，妻子有时在民办厂打工，的确感到养家糊口很难。我曾经到岚山考察水产，计划贷款购买三轮车，建小低温室，拉鱼卖鱼；这一年，大连一位亲戚承包了商场二楼，因为他知道我在卖菜的时候很会卖，要我去帮助经营管理。但是，从心理上离不开天天到我门口等我一起上班的学生。还有，经常听说马上取消“民办教师”的消息，这也是一种诱惑。所以，守着讲台在迟疑中又送走一个毕业班。

    1989年，村里管理混乱。镇党委蹲点干部老陈，知道我经常为村里写点东西，涂抹标语，还有几次惩处痞子的故事。三次找我，二次找我母亲（母亲是老党员）做工作，要我辞掉民办教师，主持村里工作，说一年后入党，再公布支部书记。这时候，民办教师的春天又来了，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沂蒙山区教育的时候提出：“每年从初中中专招生计划中，划拨一部分名额给民办教师，给民办教师一个盼头、一份动力。”教龄满十年的民办教师，从1990年开始又可以考师范了。

    1992年我的教龄终于够了十年，正好政策放宽：“凡是在编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一年，全县960多名民办教师在县二中、三中参加了预选考试，我有幸夺得全县第一名。

    阳光总在风雨后。按照当时地方政策我已经有专科函授毕业证，就在师范学习了三个多月，返回原单位。由于在1990年我就在国家级刊物少先队活动，省级刊物红蕾等发表东西，有很多课外活动获全国少工委等奖励，学校领导把我从村小直接调镇中心校工作。

    1994年8月，按月领到了380元工资。1995年，年底我有了存款三千元。1996年全国基础教育“双基”验收，成为我国教育最灿烂的春天。中心校搬迁到全新大楼的新校，我随着部分骨干教师调动至此。

    校舍搬迁，设备更新。工资也一路改革，一路攀升，今天每月2600元的工资也许在全国不算高，可2003年搬到学校一百多平米的家属楼，就花了12万。或许，可以说是乡镇小学教师的满足与骄傲。

    现在，坐在阳光充足的副校长办公室，调度六处全部网络化教室，网络化办公室小学的教学情况，很满足哦。

    楼下三辆车旁边刚刚泊下五辆轿车，马上要开六处村小校长会了。八辆私家车都不属于我，但我看了很舒服。

    20年前的心结似乎清晰中，有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