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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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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a)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1957)，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a)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单位：百万石）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东京，1957)，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库善本丛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1957)，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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