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