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房间失去了重量，不知要比我小多少，同我毫不相干了。后来，我起了床，洗脸、穿衣之后，照常对着我那张简陋的铁床床头上方的小圣像画个十宇。不管怎么令人惊讶，这幅圣像至今还挂在我的卧室里。这是一块光滑的深橄榄色小木板，日久天长，已经硬化，板上镶着粗糙的银质圣像衣饰，凸起的地方是坐在亚伯拉罕的餐桌旁的三位天使，他们在圆框中望着外面，被烤成褐色的面容具有东方人的粗犷。这是我母亲家族的遗物，是母亲在我走上人生道路时给我的祝福。以后我结束了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类似僧侣般的生活而走向全世。我的尘世生活的蒙昧、隐秘时期，如今看起来是十分特殊的、珍贵的、奇幻的、悠久的时期。它已变成一种独特的、甚至我自己也觉得陌生的生活对着圣像画过十字以后，我就出门买东西，东西是我躺着想好了的。一路上我回忆起梦境：谢肉节的晚上，我又住在罗斯托夫采夫家，跟父亲一起看马戏。圆形演技场上一共跑出来六匹黑色的波尼马1它们都配有漂亮的带铃铛的小铜鞍子，嚼子上得严严实实，笼头上的红绒缰绳紧紧地勒在鞍子上，紧得它们粗短的脖子都弯拱起来，马的鬃毛剪得齐齐整整，象黑刷子一般竖着，额鬃间翘着红色的饰缨它们一样的毛色，一样的个头，一样宽的侧身，一样短的腿，都在赌狠地、执拗地垂下黑色的头，排着整齐的一行，用碎步跑起来，小铃儿叮叮当当摇晃着。它们跑出来以后，猛然停住，咬着嚼环，并且抖动头上的饰缨穿燕尾服的驯马师喊了半天，鞭子甩了半天，最后才强使它们跪下来，向观众点头致敬。紧接着突然响起一阵欢快、急速的音乐，好象快马奔腾跳跃，追击似地撵着它们顺着演技场的圆圈鱼贯跑过我走进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本厚厚的黑漆布面的笔记本。回家后，喝茶时我想：“算了吧，我就读读书，间或写写东西，不抱任何奢望，简略记点什么——各种思想、感受、见闻”于是我蘸了蘸墨水，用笔工整地写上；

    “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笔记。”

    我坐着思考了好久，写什么呢？我一个劲地抽烟，整个房间烟雾腾腾，但是不感到苦恼，只是有些优郁，内心是平静的。最后我写道：

    “h公爵到编辑部来过，他是著名的托尔斯泰的信徒。他有一份关于图拉省饥民救济捐款和支出情况的报告，要求发表。他很胖，但不魁梧，穿一双高加索式样的软靴，戴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大衣领子也是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这些穿戴虽然破旧，却很贵重，而且干干净净。灰色软上衣腰里系着皮带，显出圆滚滚的肚子，鼻子上架着金边的夹鼻眼镜。他待人谦逊，但他那端正优雅、油光水滑、白白净净的面孔和冷冰冰的眼睛使我极为不舒服，我立即对他产生恶感。当然，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但也完全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希望生活和人都美好，能激起爱和欢乐的感情，我只憎恨有碍于爱和欢乐的东西。

    “前几天我沿着博尔霍夫大街往上走，看到了一幅太阳西沉的景象：天寒地冻，西边天空渐渐清澈，一片青绿、透明、寒冷的天空映着明净的暮光，照着整个城市，勾起人们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和忧愁。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脸冻得青紫的老人。他是个流浪乐师，正拉着破旧的手摇风琴；那长笛般的哨声、颤音、沙哑声，那从哨声和沙哑声之中进发出来的浪漫曲调，那样悠远，带着异国情调和古风，弥漫了这凛冽的黄昏，也使人内心充满忧伤——唤起种种梦想和怜借之情

    “我到处感到苦闷或恐惧。两星期前我看到的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也是个黄昏。只不过阴沉晦黯。我偶然走进一座不大的教堂，看见传道高台近旁离地板很近的黑暗处，摇曳着烛光。我走近一看，不禁呆若木鸡：三支小蜡烛粘在一口小棺材的前端，凄楚地微弱地照着四边围满纸花的粉红色小棺材，照着躺在里面的黑皮肤、凸前额的婴儿。要不是他的小脸现出瓷器一般的颜色，紧闭的凸眼皮呈雪青色，小嘴嘬成三角形，要不是这永恒的宁静和永世的孤独的气氛，他完全象是睡着了！

    “我已写出并发表了两篇小说，不过全是虚构的，令人不快。一篇讲饥饿的农夫，我没有见过这些人，也谈不上怜悯他们；另一篇写的是地主破产这个过时的题材，内容也是臆造的。其实我想写的只是破产地主p的屋前那株高大的银白色杨树，再就是他书房柜子上的鹞鹰标本，它张开驳杂的褐色翅膀，一只闪闪发光的黄玻璃眼睛永远朝下望着，假使写破产，我也只想描写它诗意的一面，写那感伤动人的东西：贫瘠的土地，贫穷残败的庄园，花园，奴仆，马匹，猎狗以及把前房让给后辈而自己栖息后房的‘老东家’。还要说说‘少东家’：他们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不名一文，然而自视血统高贵，是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贵族式这檐帽、斜领衬衫、灯笼裤、长统靴聚到一块就是酗酒，抽烟，夸夸其谈，拿古老的装香摈酒的高脚杯喝伏特加，将空弹上进枪膛，狂笑着朝蜡烛开枪，把烛火射灭。这些‘少东家’中有个姓口的，完全离开破落的庄园，搬到磨坊去和情妇一起住在小木房里，当然，磨坊早已停业了，这情妇几乎没有鼻子，他们睡在木板床上，铺着麦秸，或者睡‘在花园里’，也就是木屋近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苹果树枝上还挂着一块破镜子，镜子里映着白云。闲极无聊时，他就坐在树下，用石头去打鸭群，那是磨坊附近水湾里农夫放养的，每扔一块石头，鸭子就立刻嘎嘎直叫，喧闹着成群结队地扑到水中。

    “瞎老头格拉西姆是我家的旧仆，跟所有的瞎子一样，走路时微微翘起脸，好象在倾听，凭一根棍子本能地摸索道路。他住在村头一间小破房子里，孤苦伶什，只有一只鹌鹑为伴。那鹌鹑在韧皮编的笼子里一个劲地扑腾，撞到麻布做的顶篷上，日复一日，头上的毛都秃了。格拉西姆虽说眼瞎，可到了夏季，总是一大清早到地里去捉鹌鹑，聆听它们抑扬顿挫的音调，暖风吹拂到瞎子脸上，鸟声随风飘进田野。格拉西姆说，鹌鹑离捕网愈近，叫声就一下比一下热烈，一下比一下响亮，一下比一下更让捕鸟人紧张，那种揪心的感觉比世上一切东西都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公无私的诗人！”——

    1波尼马——指八至一四厘米高的矮马。

    十五

    我不愿到编辑部去吃早饭，于是来到莫斯科大街上，走进一家小酒馆。我喝了几杯伏特加，要了条鲜鱼下酒，我盯着盘里切成薄片的鱼头，心想：“这也值得记下来，鲱鱼有珠母色的腮。”接着我吃了一道沙锅炖的酸白菜焖鱼。酒馆里人客满座，低矮的餐厅里，飘散着薄饼和煎胡瓜鱼的气味和呛人的油烟。白衣跑堂弓着背，仰着后脑勺穿来穿去，象跳舞一般。体现了俄罗斯精神的老板，神气活现地站在柜台后面，斜着眼监视着每一个跑堂，既严厉又笃信上帝，这是他早已演惯了的角色。在小市民围坐的桌子中间，轻轻地走动着几个黑衣修女，她们穿着粗笨的带提靴环的靴子，身材矮小，象白嘴鸦一样。她们默默地向小市民们鞠躬，递上封面上饰有银边十字架的小黑书，小市民们蹙起眉头，从钱包里挑出几枚难看的戈比这一切似乎是我的梦的继续，伏特加、酸白菜焖鱼和童年的回忆使我微微有些醉意了，泪水不由涌了上来回到客栈后，我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薄暮时分，心情惆怅和懊悔。我对着镜梳了梳头，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艺术家的风度太过分了，看着不舒服，就上理发馆去。理发店里坐着一个矮胖子，围着自罩布，脑袋亮光光的，一双兜风耳，活脱脱象只蝙蝠。理发师在他的上唇和两颊上涂上一层厚得出奇的肥皂泡沫，拿把刺刀灵巧地刮了又涂，涂了又刮。这一次是从下往上刮的，轻轻几下，就草率完事。蝙蝠叉开两腿，抬起半截身子，拉开罩布，弯下腰去，一只手按住胸部，另一只手洗那通红的脸。

    “洒点花露水吗？”理发师问。

    “要一点。”蝙蝠说。

    于是理发师用喷子咝咝地喷了点花露水，又用一条毛巾轻轻地沾了沾蝙蝠的湿润的双颊。

    “先生，请！”他揭掉罩布，话音清晰地说。蝙蝠便站起来了，那模样可真吓人：一双大耳伸在大大的脑袋上，面孔又大又瘦，象张红羊皮，刮过的脸上，眼睛发出婴孩一般的亮光，嘴一张，黑洞洞的。他身材矮小，宽肩膀，躯干短得象蜘蛛，而且腿又细，象鞑靼人那样弯着。他塞给理发师一点小费，穿上漂亮的黑大衣，戴上圆顶礼帽，点起一支雪茄，走了。理发师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知道他是谁吗？是头号富商叶尔玛科夫。您知道他一向给多少小费吗？您瞧！”

    他伸开手掌，开心地笑着说：

    “不多不少，两戈比！”

    理完发，我又习惯性地上街溜达溜达。孤独和忧愁使我早已养成上教堂的习惯，一看见教堂的庭院，我就进去了。诵经台周围高高的烛台上，成束的蜡烛发出灼热的光，照得教堂里暖融融的，充溢着一种忧郁的节日气氛。台上放着一个铜十字架，十字架上镶着假宝石，神职人员站在台前，满含怜悯和悲伤之情唱道：“主啊，我们在你的十字架前礼拜”暮色里，一位大个子老头儿站在门口，他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外衣，一双皮套鞋，身材粗壮结实，象一匹老马。他也跟着唱，似乎在教训什么人，声音低沉而严厉。诵经台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香客，他面前的金黄色的烛光和煦地照着他。他长得象穴居人一样干瘦，清癯发黑的脸孔低垂着，严肃而冷静。又长又黑的头发一绺绺地象原始人、僧人和妇女那样耷拉在两颊上，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左手紧握一根长木杖，日积月累，木杖被磨得光亮亮的。他背后背着个黑皮囊，独个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和别人保持着距离。我看他，热泪盈眶，胸中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对俄罗斯、对祖国、对她全部蒙昧的古代缅怀和感伤之情。有个人站在我后面，用蜡烛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面，我转过脸一瞧：原来是个老太婆，她穿一件肥大的外衣，披一条大围巾，弓着身子在我背后，暴着一枚牙齿。她说：“敬十字架用的，老爷！”她的小手冻得冰冷僵硬，指甲青紫，我顺从地接着蜡烛，很高兴，于是朝耀眼夺目的烛台迈了一步，笨拙地把这支蜡烛同其它的蜡烛搁在一起。我的笨拙动作使我感到客臊，突然，我起了一个念头；“走！”于是，我后退一步，鞠了躬，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向大门走去，身后留下教堂中舒适可爱的光明和温暖。台阶上，迎接我的是阴冷的黑暗和在高空中呼啸的风我戴上帽子，对自己说：“走！”决定到斯摩棱斯克去。

    为什么要到斯摩梭斯克去？我想望过勃良斯克的一切，勃良斯克森林，勃良斯克绿林好汉我拐进一条胡同，走进一家小酒馆。有个无赖正坐在桌旁低着头，借酒装疯，大声叫道：“我自作自受，落得当苦役的下场！”这是一出俄国人惯演的顾影自怜的把戏。另一张桌旁有个人仰着头，嫌恶地望着他，那人蓄着两撇稀疏的小黑胡子，脖子细长，喉包尖而大，在颈前薄薄的皮肤下面蠕动，看来是个小偷。柜台旁有一个高个子女人，酒气醺天，晃晃荡荡地摇着身子，她的连衣裙湿漉漉的，紧贴在两条细腿上，显然是个洗衣妇。她敲着柜台，正向掌柜诉说什么人的卑鄙行径，手指控洗得干干净净，象玻璃一样放亮。一只盛着伏特加的棱形酒杯摆在她面前，她间或端起来拿在手中，却总没喝，一会儿又放下来，接着话题说下去。我想喝点啤酒，可是酒馆里空气霉湿，冲鼻难闻，灯光也太暗，还有水从结了冰的小窗台上，从窗台上的一堆烂抹布上流下来

    偏巧，阿维洛娃家的餐室里来了几位客人。“啊，我们可爱的诗人！”她说“你们还不认识吧？”我吻了吻她的手，又同客人们寒暄了一番。同阿维洛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先生。满面皱纹，唇髭剪得齐齐整整，还染成了揭色，头上的假发也是褐色的，身穿白丝背心和黑色常礼服。他赶忙站起来，鞠了躬，谦恭地回敬了我，动作出奇地灵活，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挺喜欢他的常礼服大襟上镶着黑缏，一见之下不禁动了心，极想自己有那么一件才好。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太太，爱絮絮叨叨又善于词令，她向我伸出象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手光滑得象枕形肉包子一般，上面可以看到手套接缝留下的一行行齿形压痕。她口齿伶俐，说话急促，还多少带点喘息。她完全没有脖子似的，身子相当肥胖，特别是后背和两腋附近。她腰间的紧身束得紧紧的，象卵石一样滚圆、梆硬，肩膀上搭着一块烟灰色毛皮。毛皮的气味掺和着沁人心肺的香水、毛料衣服、温暖的身体的气味，浓烈得真叫人难以透气。

    十点钟，客人们起身告辞了，临行恭维了主人一番。

    阿维洛娃笑了起来。

    “哎，总算走了！到我房里坐坐吧，该把这儿的气窗打开咳，亲爱的，您怎么啦？”她娇嗔地说，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

    我握着她的手说：

    “明天我要走了”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

    “上哪儿？”

    “斯摩棱斯克。”

    “为啥？”

    “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去了斯摩棱斯克又会怎么样呢？来，咱们坐下来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到沙发上，沙发上罩着的是夏天用的条子斜纹布套。

    “您看这斜纹布，”我说“跟火车上的一模一样。甚至看见这斜纹布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连它也催我走呢。”

    她往里坐，两只脚就露在我眼前。

    “不过，为什么去斯摩棱斯克？”她问，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盯着我。

    “然后去维切布斯克波洛茨”

    “为啥，”

    “不知道。首先，我很喜欢这几个地名：斯摩梭斯克，维切布斯克，波洛茨克”

    “这不是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难道您不觉得，有些地名可真好听？斯摩棱斯克古时候经常遭到兵燹和围困它甚至使我感到亲切。我们家族的一批古老的文契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大火中烧掉的，因此我们失去了一些重大的遗产权和世袭特权”

    “事情愈来愈糟了！您很想她吧？她没有给您写信吗？”

    “没有，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总的来说，奥勒尔的这种生活我不喜欢。‘游荡的鹿知道上哪儿去吃草’这里，我的创作无从着手。我整个上午都只有呆坐着，脑子里一团乱麻，象个疯子似的。我靠什么过日子呢？我们巴图林诺有个大姑娘，是小店主的女儿，已经没有嫁人的希望了，所以就靠尖酸刻薄过日子。我现在也是这样。”

    “简直是个孩子！”她温柔地说抚摸我的头发。

    “发育很快的只是低级动物，”我说。“再说，谁又不是孩子呢？有一次，我乘车到奥勒尔来，同座的是叶列茨区法院的一位法官。他是个可敬而严肃的人，长得象黑桃皇帝他坐在那里看了好久新时代，后来起身，出了车厢就不见了。我有些不放心，也出去了，打开门走到过道上，由于火车轰隆响，他没有听见我开门，也没有见到我。您说我在过道上看见了什么？他在升降台上随着车轮的节奏天不怕地不怕地跳起舞来，两只脚搞出一些最冒险的动作。”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突然意味深长地轻声地问：

    “咱们一块儿上莫斯科去好吗？愿意吗？”

    我浑身一震满脸通红，喃喃地谢绝了直到如今，只要我回忆起这一时刻，我就痛惜这一巨大的损失。

    十六

    第二天夜晚我已经上了火车，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感到有些害怕。微弱的灯光不断地摇曳晃动，照在木板凳上，显得凄清惨淡。我站在黑洞洞的窗户旁，一股股新鲜的气流从看不见的窗缝里钻进来，砭人肌肤。我两手搭在脸上挡住光线，凝神注视这窗外的夜和森林。那里似乎有成千上万的红蜂嘤嘤嗡嗡，一下子又消失不见。有时，树脂和机车燃烧木柴的气味随同严冬的清凉空气一起吹过来啊，这林中之夜多么黢黑，多么严峻，多么凝重！林中小道狭窄、深邃、没有尽头。小道两旁，千年古松的高大细长的黑影密密层层重叠着。明亮的车窗的方影斜斜地投射在林边雪堆上，一晃而过。窗外不时又问过一根电线杆，它先愈变愈高，又愈变愈远，隐没在黑暗和神秘之中。

    早晨我一觉惊醒，精神爽快。列车停了，已到了斯摩棱斯克。这是一个大站。周围一片光明和宁静。我跳出车厢，贪婪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车站门口围着一群人，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只被猎人打死的野猪撂在地上，它庞大、粗壮，已冻得硬梆梆，极其可怕，不忍一睹。它周身竖着又长又密的灰色刚毛，沾上了一层干燥的雪粉，两只家猪一样的小眼睛，嘴咬得很紧，伸出两颗大獠牙。“呆在这儿吗？”我想了想“不，继续走，到维切布斯克去！”

    我乘车到维切布斯克已近黄昏，一个寒冷而明亮的黄昏。到处是厚厚的雪层，洁净而缺乏生气，好象是块处女地一般。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是古老的、非俄罗斯的。高大的房屋连成一片，尖尖的屋顶，不大的窗户，底层的大门幽深，呈半圆形，做工粗糙。你往往会碰见老犹太人，他们一色都穿长襟衣，白长袜和皮靴，长鬓发就象弯曲的管状绵羊角。他们面色苍白，一律乌黑的眼睛带着忧郁的疑惑神情。人们正在热闹的街道上游近，人行道上一大群胖姑娘慢慢吞吞地挪动步子。她们穿着省里犹太人的盛装，淡紫、天蓝、石榴红色的厚绒面皮袄。一些小伙子跟着她们后面，不过很支雅，而且保持一段距离。他们全都戴圆顶礼帽。也留着长鬓发，那东方人的甜甜的脸面娇嫩、浑圆，象少女一般。他们腮边生长一层青春期的绒毛，目光象羚羊的一样懒散在这群人中间，在这座我觉得是那样古老的城市里走着，我仿佛着了迷，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神奇。

    天黑了，我来到一个广场上，这儿耸立着一座有两个小钟楼的黄色的天主教堂。我走进去，就看见半明半暗中摆着一排排长椅，再往前，祭坛的供桌上有点着半圈蜡烛。摹然间在我的头上什么地方响起缓慢的、沉思般的风琴声，音流低沉平稳，后来逐渐升高、壮大，出现了刺耳的象金属发出来的尖锐声又完全变成颤音、擦音，似乎要挣脱压抑它的什么东西；突然间，冲破了。响起洪亮的天堂赞美歌再往前，灯火阑珊处，传来时高时低的呢喃细语声和鼻音浓重的拉丁语的吟诵声。在粗大的上端隐没在黑暗中的国石柱两边，一些铁制披甲兵立在往基上，昏暗中看上去就象黑色的幽灵。祭坛上方高处有一扇绘彩的大窗户，隐没在朦胧之中

    十七

    我当天夜里就乘车去彼得堡。从教堂一出来，我就往回走，到火车站去乘搭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想在那里随便找一家旧旅馆，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去波洛茨克的火车很晚才开。车站上空无一人，漆黑一片。只有小卖部的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那么拖沓，仿佛时间本身也到了尽头。四周是死一般的静寂，我独自一人坐了很久很久，最后，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茶炊的香味，车站开始骚动起来，明亮起来了。这时，谁知我竟糊里糊涂地买了张上彼得堡的车票。

    还在维切布斯克车站上，当开往波洛茨克的火车久等不到的时候，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很诧异，很纳闷：眼前的一切都是些什么？有何目的？我又为什么置身其中呢？小卖部阒无人声，半明半暗，柜台上点着一盏朦胧欲睡的灯，阴沉的车站大厅显得空阔、深长、高大，中央摆着一条长桌，布置得跟所有车站一样刻板。小卖部散发出夜间车站的茶炊的芳香时，一个昏昏欲睡的驼背老仆役，身后拖着燕尾服的后襟，一拐一拐地从柜台后边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哀叹着自己年迈体弱，腿脚不灵，开始爬到墙边的椅子上，用一只颤巍巍的手点燃毛玻璃球形壁灯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宪兵神气十足地经过小卖部走向站台，脚下的马刺嘎嚓作响，他身上的长军大衣一直拖到脚根，后岔使人联想到名贵的牡马的尾巴，——这都是何物？为何目的？出于何种动机？那宪兵开门进站台时，放进来冬雪之夜的清新空气是多么古怪啊！我一下子从发呆中清醒过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决定上彼得堡。

    波洛茨克冬雨霏霏，透过列车之间的罅隙，我看到这城市街道泥泞，单调毫无特色，不免感到扫兴，而这扫兴反倒使我高兴。后来我在途中写道。“无穷无尽的白昼。无边无际的林海雪原。车窗外老是萧索的苍白的天穹和积雪。列车一会儿钻进密林，一会儿又出现在荒凉的雪原，遥远的地乎线上，黢黑的树林上方，低垂的天幕上挂着一抹铅灰色的云。车站全是木材建成的到北方了，到北方了！”

    在我眼中彼得堡已是位处极北。在阴霾的暴风雪中，出租马车载我沿着楼房异常整齐、异常高大、异常相似的街道飞奔，驶向利戈夫卡，驶向尼古拉耶夫车站。不过才下午两点多钟，车站主楼上的圆钟就已经放亮。我在运河流经的利戈夫卡停了车，离开车站不过两步远的光景。这儿到处是木柴栈、车夫夜店、茶馆、小饭馆、啤酒店，环境很糟。我在车夫介绍下进了一家旅馆，和衣坐了许久，从六层楼上高处的一个无比阴郁的窗口，望着黄昏前大雪纷飞的天幕。旅途的劳顿，火车的颠簸，使我觉得眼前一切都在旋转彼得堡！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已身处彼得堡，完全被它的黑暗、复杂、可怕的宏伟包围了。房间里又闷热又憋气，陈旧的毛料帷幔和沙发罩、用来打光下等旅馆房间地板的一种发红的东西散发出臭不可闻的气味。我走出房间，顺着陡直的扶梯跑下楼去。街上暴风雪搅得天昏地暗，冰冷的雪花向我扑面而来。我拦住一辆在风雪中出现的出租马车，直奔芬兰车站，——去体验一下异国情调。我在那里很快就喝醉了。突然给她拍了一份电报。

    “我后天到。”

    在宏大、古老、车水马龙的莫斯科，迎接我的是阳光普照的天气。冰雪融化，雪堆渐渐消失，小河和水洼已经解冻。有轨马车轰轰隆隆、叮叮当当地驶过，步行的和乘车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满目都是满载货物的雪橇、肮脏狭窄的街道。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宫殿，以及密集于其间的泛出金光的教堂圆顶，看上去好象一幅民间版画。我惊讶地瞻仰了瓦西里勃拉仁1，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大教堂，在野味市场上有名的叶戈罗夫酒馆吃了早饭。这酒馆挺特别，楼下的顾客多是做生意的老百姓，相当俗气而又嘈杂，可是楼上两间不太好的小厅却整洁雅致，很讲规矩——甚至禁止吸烟。太阳从院子什么地方穿过暖烘烘的小窗户照进来，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啼唱，小厅更显得十分舒适。屋角有盏灯闪着白色的火焰，一堵墙的上半部分是一幅发乌的画，涂过淡褐色清漆，大添异彩，画上有飞檐的鳞状屋顶、长廊，长廊上有几个大得不合情理的在喝茶的中国人，黄黄的脸，穿金色长袍，戴绿色瓜皮小帽，小帽就象一种廉价的灯当天晚上我离开了莫斯科

    我们的县城已经通了火车，亚速海的狂风在车站上肆意狂号。她在已经没有积雪的干净的站台上等候着我。风吹动她的春季宽边帽，挡住了她的视线。我老远就瞧见了她，而她在风中蹙起额头，慌慌张张地沿着走动的车厢找寻我。她身上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惹人爱怜的东西，久别重逢的亲人身上总有这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她清瘦了，穿著朴素。我从车上跳下来之后，她想掀起面纱，可是没成功，只是隔着面纱笨拙地吻了吻我，面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马车上她默默无言，迎风偏着头，只是伤心而又冷淡地反复说：

    “瞧你对我干了些什么事！瞧你对我千了些什么事！”

    后来她又说了，语气仍旧很严肃：

    “你上‘贵族旅馆’去吗？我跟你去。”

    我们走进二楼一间又大又有前室的房间里，她坐到沙发上，看着侍役笨拙地把我的箱子放在房子中间的地毯上。后来侍役问我还有什么吩咐。

    “没了，”她替我答道“去吧”

    接着她摘下帽子。

    “你干吗老不开口，什么也不跟我说？”她抑制着颤动的嘴唇，若无其事地说。

    我跪了下来，抱住她的双腿，一边隔着裙子吻着，一边抽泣。她捧起我的头，于是我又认出和感到了她那为我熟悉的异常甜蜜的嘴唇，我俩得心幸福地收缩起来，好象都停止了跳动。我跃起身来，反锁上门，用两只冰凉的手拉上被风吹得胀鼓鼓的白窗帘。窗外，风摇撼着黑乎乎的春天的树，树上，一只白嘴鸦象醉汉似地来回晃动，惊惺地大声叫喊

    后来，她呆呆地躺着休息时小声地对我说：“父亲有一个要求；结婚的事哪怕等半年也好。你就等等吧，反正我的生命现在只属你一个人，随你摆布了。”

    几支没有点过的蜡烛竖放在镜台上，垂挂着的白窗帘毫无光泽，纹丝不动，粉白的天花板上各种奇形怪状的泥塑装饰朝下望着——

    1指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在莫斯科红场上，具有世界意义的著名建筑古迹。

    十八

    格奥尔基哥哥已经从哈尔科夫迁到一座小俄罗斯的城市，我们就动身到那儿去了。我们俩都将在哥哥负责的地方统计局工作。我们在巴图林诺度过了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和复活节。母亲和妹妹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父亲慈爱地用“你”称呼她，而且每天早晨都主动地让她吻自己的手，只有尼古拉哥哥显得拘谨和客气。她结识了我家的成员，观看了我家的房屋，了解了我家的庄园，去过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房间，她觉得这房间至今都还可爱，她还怀着内心的喜悦翻阅过我的书籍，这一切她都觉得新鲜有趣，沉浸在一种既平静又迷惘的幸福之中后来我们便离开了。

    夜间我们抵达了奥勒尔，第二天拂晓换乘了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

    早晨阳光明媚，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依着暖烘烘的车窗。

    “你看多怪，除了奥勒尔和利彼茨克，我从来没到哪儿去过！”她说“马上就到库尔斯克了吗？在我眼中这已经是南方了。”

    “是的，在我眼中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库尔斯克吃早饭吗？你知道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车站上吃过早饭呢”

    库尔斯克站过了以后，愈往前走就愈使人感到暖和、愉快。路基两旁的斜坡上已是青草茵茵，野花簇簇；白蝴蝶在门飞，而有了蝴蝶就表示已经是夏天了。

    “那儿的夏天是很热的！”她笑着说。

    “哥哥来信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大花园。”

    “对，小俄罗斯嘛。真是没有想到你瞧，你瞧，杨树多么高大！全都绿了！为什么有过多的磨坊？”

    “是风车，不是磨坊。马上就可以看见白垩山了，再就到别尔戈罗德。”

    “现在我才理解你了，我恐怕永远也不能在北方生活，那里没有这样充足的阳光！”

    我放下窗子。熏风徐来，送来了温暖，连机车喷吐出来的煤烟也带着南方的气味。她双目半闭，脸上、额角的黑绒毛以及简朴的印花布连衣裙上，一束束灼人的阳光在移动、照耀、炙烤。

    别尔戈罗德附近，河谷中有鲜花盛开的樱桃园和白石灰墙的小屋，质朴可爱。在别尔戈罗德车站上听得到卖面包圈的小俄罗斯妇女急促而温柔的语声。

    她下车去买东西，讨价还价了一番，很高兴自己善于精打细算和会说几句小俄罗斯语。

    傍晚，我们抵达哈尔科夫，又换乘一趟车。

    快到终点时天已黎明。

    她睡着了。车厢里蜡烛快点完了，草原上仍旧是黑夜，一片昏暗朦胧，但是在远方，东边天标下边已暗暗地发青。这儿，无边无际的光秃秃的平原上，灰绿色的小丘一个紧挨一个，太不象我们家乡的土地了。窗外闪过一个沉睡的小站，站上周围既没有灌木，也没有树林，就是小站本身也是石头垒成的，没有遮掩，在这曙光初露的神秘时刻泛着青白色的光这里的小站多么冷寂荒凉啊！

    这时车厢有了一点点光亮。昏暗已藏在地板下边，地板上面已经半明半暗了。她，还在梦乡。头埋在枕头里，腿蜷曲着。我用我母亲赠送给她的一条古朴的丝织披肩小心翼翼地盖在她身上。

    十九

    车站坐落在宽阔的山谷中，远离市区。车站虽不大。却令人惬意。站上，侍役殷勤有礼，脚夫和蔼可亲，坐在双套家用长途马车上的车夫老实厚道。

    整个城市掩映在葳蕤葱茏的花园中，它的盖特曼大教堂坐落在悬崖峭壁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东边和南边。东边山谷里孤零零地峙立着一座险峻的小山，山顶上有座古老的寺院，再过去是青绿一片，空旷无物，山谷逐渐变成草原的斜坡。南边，越过河对岸，再越过嫩绿的草地，视野便消失在耀眼的阳光之中。

    到处是花园，再加上木板人行道旁又栽着一行行杨树，城市的许多街道便显得狭窄。在人行道上经常可以遇见一位高傲的少女，胸脯挺起，方格裙子裹住臀部，结实的肩上挑着一担沉重的水。杨树异常高大粗壮，令我们叹为奇观。正值五月天气，常有雷电和暴雨，一到这时候，那杨树厚实的叶子就绿得发光，还散发出树脂的清香！这里春天总是绚丽，夏天酷热，秋天清明、悠长，冬天温和，吹来湿润的风，一辆辆雪橇挂着小铃铛，跑起路来发出暗哑而好听的叮当声。

    我们在一条这样的街道上租了一套房间住下来。房东柯万尼科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头，皮肤晒得黝黑，花白的头发修成圆形。他是个道地的庄园主：有院子、厢房、正房、后花园。他自己住厢房，而把正房租给我们。正房的墙壁粉白，后面有花园的绿荫遮掩，前面是大玻璃窗走廊。他不知在哪儿做事，习惯下了班便饱吃一顿，睡上一觉，然后不等农服穿好就坐在敞开的窗户前，一面抽他的烟袋，一面一个劲地唱道：“哎，山上那个女人在割麦子”

    院子里的房间既不高，也很简朴。前室里有一口古老的大木箱。上面盖着带彩色桃花的粗糙的麻布。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女人当我们的佣人，她有一种诺盖人1的美。

    哥哥变得更加和悦可亲，心慈口善。我的期望实现了：他和她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亲人和朋友的亲密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和她或他发生争执，他俩就总是站在一边。

    我们在这里的同事和熟人（医生、律师、地方自治会的人）同哥哥在哈尔科夫的相似。我轻轻巧巧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而且很高兴在他们中间遇见到列昂托维奇和瓦金，他们也是从哈尔科夫迁来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唯一不同于哈尔科夫那个圈子里的人的是更温和，与这个城市的和睦安宁的气氛几乎完全相称。他们本仅与来自任何其它城市的人们友善，甚至也与警察局长友好。

    我们常常聚会在一位参议员家里，他拥有五千俄亩地和一万头羊，为了壮门庭，他把自己的家弄得富丽堂皇，具有上流社会的气派，可惜他本人却身材短小，穿著寒伧。他曾在雅库茨克呆过一段时期，但为人谦恭温雅，颇象是一个可怜的客人——

    1土耳其语系的一个民族。

    二十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著，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

    二十一

    烈日炙烤着花园，城里街面上直到下午五点钟还空落无人。哥哥睡午觉，我们则闲躺在她的大床上。太阳绕着屋子，渐渐到卧室的窗户上，从花园向里边窥望，洗脸池上的镜子反映着园里绿油油的枝叶。果戈理曾在这个城市里念过书，到过附近整个郊区；米尔戈罗德、亚诺夫希纳、希沙基、亚列锡基。我们经常笑着背诵：“小俄罗斯的夏天多么令人神往、多么绚丽多彩啊！”1

    “天还是这么热！”她说，快活地吁了一口气，仰面躺着。“而且苍蝇又多！下面怎么描写菜园的？”

    “各种各样的昆虫象一颗颗绿宝石、黄玉、红宝石，散落在色彩斑斓的菜园里。”2

    “写得真迷人。我非常想到米尔戈罗德去看看，无论怎样一定得去一趟，对吗？咱们随便什么时候去一趟吧：只是他这个人在生活上太古怪，令人不愉快，他从来没有爱过谁，甚至年轻的时候也没有”

    “是啊，他年轻的时候只有过一次怪异的行为——去柳别克。”

    “就象你去彼得堡一样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出门？”

    “那你为什么喜欢收到信？”

    “现在我还能收到谁的信呢？”

    “反正你喜欢。人们总是期待着某种幸运的、有趣的事情，幻想着某种喜事、某种变故。这正使人向往旅行。再加上自由自在、海阔天空新鲜事物总是叫人兴高采烈的，提高生活的情趣，我们大家在一切强烈的感情中所渴望的、追求的正是这一点”

    “是呀，是呀，的确是这样。”

    “说起彼得堡，那地方可糟透了，一到那儿我心里就永远明白，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南方人，要是你知道这些就好了。果戈理在意大利通讯中曾经写道：‘彼得堡、大雪、流氓、衙门——这些我都只在梦中见过。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又在家乡了。’我也是在这儿醒来的。我一听到这些地名：奇吉林、切尔卡塞、霍罗尔、卢布内、切尔托姆雷克、季科耶波列，不能置若罔闻；一看见芦苇屋顶、短发的农夫、穿黄色或红色长统靴的村妇，甚至她们用扁担挑着的背有樱桃和李子的树皮篮子，我就不能无动于衷。‘头上盘旋的鸥鸟在悲鸣，宛如恸哭她的爱子；烈日炎炎，哥萨克的草原上清风荡漾’这是谢甫琴科3写的。他真是个大诗人！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了。主要的是它已经没有历史——它的历史生活已彻底结束了。它有的只是往事，只是歌颂过去的歌谣和传说，那似乎是一种超时间的东西。这最使我赞叹不已。”

    “你老在说赞叹、赞叹的。”

    “生活本来应该令人赞叹”

    太阳西沉了，阳光涌进敞开的窗户，倾泻在油漆地板上，镜子的反光在天花板上闪动。窗台上阳光愈来愈强烈，苍蝇在那里快乐地嗡嗡叫，还叮她凉快的裸肩。忽然，一只麻雀蹦到窗台上，机警而迅速地张望了一下，又噗地飞走了，消失在花园明晰的绿荫里。花园在夕阳下显得晶莹透亮。

    “得啦，你再讲点什么吧。”她说：“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去克里米亚？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去呵！你可以写部中篇小说，我似乎觉得你一定会写得很出色，那么我们就有钱了，我们就去休假你为什么放弃写作呢？你在浪费自己的才能！”

    “从前有那么一些哥萨克人，叫做‘流浪汉’，从‘游荡’一词而来。我大概也是个流浪汉，‘上帝给这个人安居乐业，而给那个人背井离乡。’果戈理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笔记。你听：‘草原上一只凤头的鸥鸟从大路上腾空而起沿途都有绿色的界碑，上面长满了蓟草，界碑以外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别无他物耸立在篱笆和沟壑之上的向日葵，粉刷得干干净净的农舍的麦秸遮阳棚，涂了红边的好看的小窗户你，古罗斯的根基，这里感情更真挚，斯拉夫的自然景色更娇艳！’”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后来蓦然问道：

    “告诉我，你为什么把歌德写的那段话念给我听？就是讲他离开弗雷德里卡的那段，说他突然在幻觉中看见一个骑士策马前行，穿着金边灰坎肩。那段话是怎么说的？”

    “‘这个骑士就是我自己，我身上穿着从未穿过的金边灰坎肩。’”

    “嘿，这的确有点奇妙和骇人。后来你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幻想过一件心爱的坎肩他为什么抛弃了她呢？”

    “他说他一向听从他的‘恶魔’调遣。”

    “对了，你也快不再爱我了。嘿，你说实话，你最想望的是什么？”

    “我想望什么？我想当个古代克里米亚的可汗，同你一起住在巴赫契萨拉伊宫里整个巴赫契萨拉伊宫殿坐落在峡谷中，山石峨嵯，气候炎热，不过宫殿里总是阴凉，有喷泉，窗外有桑树”

    “别扯淡，说正经的！”

    “我说的是正经话。要知道我在生活中始终有点爱胡言乱语。譬如说，你看这草原上的鸥鸟，这就是草原和海洋的结合尼古拉哥哥过去常常嘲笑我，说我是个天生的傻瓜，我很不好受。后来有二次我在书上留心到，笛卡尔4说过，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明确的、合理的思想只占最微不足道的地位。”

    “这有什么呢，你那宫里有后宫么？我说的也是正经话。你亲口对我说过，记得吗？你说在男人的爱情中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爱，你爱过尼古林娜，后来又爱娜佳你有时对我坦率到不留情面的地步，不是吗？前不久你甚至谈到我们的哥萨克女佣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只不过说，看着她的时候，我非常想到盐沼地的草原上去住帐篷。”

    “喏，你看，是你亲口说的吧，想同她一起住帐篷。”

    “我没说同她一起。”

    “那么究竟同谁呢？哟，麻雀又来了！我真怕它们飞进来撞到镜子上！”

    于是她一跃而起，笨拙地拍了几下手。我一把搂住她，吻她裸露的肩膀、大腿她身体各部分的凉热差异最令我激动——

    12见果戈理的短篇小说索罗庆采市集第一段。

    3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一1861），乌克兰的伟大人民诗人。

    4笛卡尔（1596—1650），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

    二十二

    傍晚时分，暑气消散，太阳落到屋后去了。我们在玻璃窗的走廊里，在靠近朝院子开的窗户旁喝茶。她现在很用功读书，用功的时候总找哥哥问些问题，哥哥很高兴指点她。黄昏时分，万籁俱寂，只有燕子掠过院子，飞旋而上，消失在远空。他们在说话，我在旁边听：“哎，山上那个女人在割麦子”歌中唱的是农民在山上收割。起初歌声平缓、悠扬，充满离愁别恨，后来变得坚定雄壮，出现了自由、豪放、勇敢、威武的调子：

    在高高的山下，

    有一队哥萨克，

    纵马急驰而过！

    歌声曼曼，充满忧伤，它赞颂一支哥萨克队伍怎样经过山谷，英雄多罗申科1怎样带领这支队伍；他走在大家前面，后面跟着萨盖达奇内2：

    为啥舍弃老婆，

    换来烟袋一窝，

    你这个合家伙

    歌声转慢，好似叹息世上竟有这样的怪人。紧接着是特别欢快自由的旋律：

    老婆不能把我拖，

    哥萨克一上路，

    烟叶烟袋窝，

    缺一都不可！

    我听着听着，不禁产生了一种既使人感到痛苦也使人感到甜蜜的羡慕之情。

    日落时我们便去散步，有时到市区，有时到大教堂后面悬崖上的小公园，有时到城郊田野里去。市区有几条铺了路面的街道，尽是犹太人的店铺，有不可胜数的钟表店、药店、烟店。这些街道都铺着白石板，蒸发出白天吸收的热气。十字街口有售货亭，行人在那里喝着各种颜色的汽水。这一切使人想到南方，促使人们想到更远的南方去。记得我那时候不知为什么经常想到刻赤3。从大教堂那儿眺望山谷，在想象中我到了克列缅楚夫、尼古拉耶夫。我们经过西郊来到城外的田野上，这里完全是乡下了。农舍、樱桃园、瓜地连接着平原，连接着一条笔直的通往米尔戈罗德的大道。大道的远方，顺着一排电线杆往前看，有辆乌克兰人的大车徐徐前行，车轭上架着两头阔牛，都低着头一点一点地拉着车。车和这些电线杆一起渐渐隐役、消失，仿佛沉入大海之中。最后几根象小棍子一样的电线杆子也只隐隐约约立在平原上。这是通往亚诺夫希纳、亚列西基、希沙基的路

    我们常在市公园里听音乐会，消磨傍晚的时光。昏暗中，饭馆的凉台灯火通明，远远望过去跟剧院的舞台一样特别醒目。哥哥径直到饭馆里去，我们有时到花园那边去，那里是悬崖的尽头。夜是那么浓，那么黑，那么温馨。悬崖下面一片漆黑，有几点灯光闪闪烁烁，一阵阵歌声时起时伏，象赞美诗一样和谐。这是城郊小伙子们在歌唱。歌声同黑暗和寂静融合在一起。列车象一条发亮的链子，隆隆驶过，这时，特别令人感觉到这山谷的幽深和黑暗；隆隆声逐渐减弱、消逝，列车仿佛走到地底下去了。于是又听到了歌声，山谷那边的整个地平线似乎随着蛤蟆无休止的颤音而抖动；这寂静和黑暗也似乎被蛤蚊的颤音所记现永远处于麻痹的状态之中。

    她愉快地朝前挤过去，当我们从黑暗中走上拥挤的饭馆凉台时，眼睛被强烈的灯光刺得睁不开。哥哥已经成了醉人，他立刻向我们招手，显得情意绵绵。与他同桌的有瓦金、列昂托维奇、苏利马。他们吵嚷嚷地给我们让坐，还要来白酒、酒杯和冰块。后来音乐也已停止，凉台外的公园黑乎乎、空荡荡的，不知从哪里偶尔拂来一阵微风，吹得玻璃罩中的灯火摇曳不定，灯罩上布满了夜间的小昆虫，但是大家都说时候还早。最后大家都同意该走了，却仍然没有马上分手，而是结伙回家，一路大声交谈，把路旁的木板人行道路得咯咯响。花园已沉睡，夜更黑更神秘了，深夜斜落的月亮的光线柔和地洒满大地。当我们，只剩三个人，走进自家院子的时候，月亮正俯瞰着它，照耀着黑魆魆的玻璃窗走廊；一只蟋蟀在低声鸣叫；白墙上映出厢房旁那棵槐树的每一片叶，每一根枝丫的凝固的阴影，异常清晰，异常优美。

    临睡前的时刻最为迷人。床边小桌上蜡烛微光莹莹。窗外袭来一股凉气，给人以清新、年轻、健康的幸福之感。她穿着睡衣坐在床沿上，两只黑眼睛盯着蜡烛，两只手编织她那柔和、光亮的辫子。

    “我的变化你总是大惊小怪，”她说“你要是知道你自己的变化有多大就好了。你有点愈来愈不注意我了，特别是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只怕我会为你变成空气，你没有它就活不下去，可你又不去注意它，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你说这是最大的爱，可我似乎觉得，这意味着，得到我并不使你满足。”

    “不满足，不满足，”我笑着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满足。”

    “我还要说，有什么地方老吸引着你。格奥尔基阿历山德罗维奇已经告诉我了，你要求同统计员一道出差。干嘛？冒着烈日乘车，在尘土飞扬中颠簸，然后坐在闷热的乡公所里，没完没了地按我发出去的那些表格中的项目向乌克兰人一一查问”

    她把辫子甩到肩后，抬起眼睛问：

    “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你？”

    “仅仅因为我幸福，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满足。”

    她握住了我的手：

    “你当真幸福吗？”——

    1米哈伊尔多罗申科（1628年卒），乌克兰哥萨克的首领，一六二一年指挥军团在霍亭与土耳其人作战。

    2彼得克诺诺维奇一萨盖达奇内（1622年卒），乌克兰哥萨克首领。

    3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克里米亚省的城市，刻赤海峡的港口。

    二十三

    瓦金因公出差去什沙基，把我也带上了。这是我第一次走米尔戈罗德大道，她非常希望同我一起去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要赶早在暑气降临之前出发，都生怕睡过了头。我独自出门使她很悲伤，但她克制着自己，在太阳还未出来就起床了，为我备好茶，温柔地把我叫醒。天色灰蒙，空气清爽，她一个劲地朝窗外张望。莫非她担心天会下雨，影响我启程？听到大门外传来驿车的铃声，我们跳起身来。亲热地告别，然后跑出小门，那种温情脉脉又忐忑不安的焦急心情我至今还感觉得到。瓦金穿着又肥又长的帆布长袍。戴一顶灰色的夏季遮檐帽，端坐在车上。

    后来，回荡在广阔空间的车铃声渐渐静息下来，放晴了的天气干燥炎热，马车在大道上平静行进，扬起滚滚尘埃。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单调乏味，以至很快就没有兴致去眺望亮得令人昏昏沉沉的地平线，也不能集中注意力去期待着什么。正午，我们路过一片灼热的荒无人烟的庄稼地，看到一派游牧生活的景象——望不到头的科楚别伊羊圈。马车动荡颠簸，我在车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正午，羊圈。热得发灰的天空，鹞鹰和蓝翅鸦我十分幸福！”在雅诺夫希纳我记下一家小酒店：“雅诺夫希纳，一家老酒店，里屋黑暗、阴凉。犹太人店主说，他没有啤酒，‘只有饮料’。‘什么饮料？’‘就是饮料！紫罗兰饮料。’”这犹太人瘦得皮包骨，穿一件长襟衣。不过，饮料是一个中学生从后房端出来的。这少年胖得出奇，新皮带高高地扎在浅灰色的衣服上，长得很漂亮，有点象波斯人，他原来是犹太人的儿子。驶过希沙基后我立刻想起果戈理的一段笔记：“平坦的大路中间突然出现沟沟洼洼，又深又凹的陡坡，深处是树林，树林那边还是树林；近处是绿色的，远处是蓝色的，再那边是一条浅黄色的沙地在峭壁和急流之上，一架风车吱嘎吱嘎地抖动着翅膀”在陡壁下，在深谷里，普肖尔河象弓一样弯曲而过，还有一个绿得象花园一样的大村庄。我们在村里长时间地找寻一个叫瓦西连科的人，瓦金有事问他。最后找到他家时，他又不在。我们便坐在屋旁一株菩提树下等了好半天，周围弥漫着柳丛的湿气和青蛙的叫声。就在这里我们和瓦西连科坐了一整夜，一块吃晚饭，喝甜酒；当时四周笼罩着夏夜神秘莫测的黑暗，只有一盏灯照着头上的绿叶。后来在这黑暗中栅门突然响了一下，一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桌旁，她脸上搽了一层厚粉，象铝一样的苍白。她是地方自治会的女一医生，瓦西连科的朋友，自然她会及时得知他家里来了省里的客人。起初她拘束得不知如何是好，说起话来东扯西拉；后来和我们一杯接一杯喝酒，也就愈来愈高声地回敬我的俏皮话。她非常神经质，高高的颧骨，黑眼睛目光锐利，一双手肌肉发达，散发出强烈的石碳酸气味；锁骨凸出，在薄薄的蓝色上衣下有两只丰满的rx房，腰间纤细，臀部肥大。夜深了，我送她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沿着干硬的车辙走过一条小巷。在一处篱笆旁她停住了脚步，把头贴在我的胸口上，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的冲动

    第二天我和瓦金很晚才回到家。她已经躺在床上，正在看书。一瞧见我，她惊喜地跃起身来：“怎么，就回来了？”我连忙向她讲述路途上的所见所闻，当我笑嘻嘻地讲到那位女医生时，她打断了话头：

    “你跟我讲这个干嘛？”

    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

    “你对我真狠心！”她说着，急忙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条手帕来。“扔下我一个人还嫌不够”

    此后我一生中曾多少次回忆起这些眼泪啊！二十年后，有一天我在比萨拉比的滨海别墅中回想起那天晚上。记得晌午时分，我游泳回来，躺在书房里。天气炎热，刮着大风。屋子周围的园子里时而静息，时而发出强烈的象撕帛断绸般急切的声响；树间闪动着光和影，弯曲的枝条婆娑起舞当风愈刮愈紧，愈刮愈强，渐渐逼近的时候，它便猛然劈开遮掩阴暗书房窗户的绿荫，露出炽热的、仿佛上过磁釉的天空，书房白色天花板上的阴影也立刻退散，于是天花板明亮起来。变成了紫色，接着风停息了，渐渐适去，消失在花园的深处，消失在滨海悬崖的上空。我注视着，谛听着这一切，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那早已被遗忘的小俄罗斯的一个穷乡僻壤里，我和她刚刚开始共同生活；也是这么一个正午，我醒得迟些，她已上班去了；窗户也是朝花园开的，窗外也是这样喧嚣，这样摇曳，光点斑斓，无比幸福的风在房间里自由自在地穿来穿去。带来煎洋葱的香味，预示快吃午饭了。我睁开眼睛，呼吸着这气流，把胳膊肘支在我的枕头上看起旁边另一个枕头来，它上面还隐约可以闻到她美丽的黑发和一条手帕留存下来的紫罗兰芳香——那是她跟我和解以后还久久地握在手里的手帕。我回想起这一切，想到从失去她以后我已过了半辈子，看见过整个人间，现在我还活着，还在看，然而她离开这人间已经很久很久了。我脑袋开始发冷，一下子从沙发蹦起来，走出房间，如同腾云驾雾般沿着北美盐肤木树间小径向悬崖走去，在小径的通道口望着一块绿矾色的海，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块海变得十分可怕，奇妙，象创业之初那样新鲜

    那天晚上我曾对她发誓，说再也不上哪儿去了。可是过了几天我又走了。

    二十四

    我们在巴图林诺的时候尼古拉哥哥说过：

    “我真替你惋惜！你年纪轻轻就认为自己没有前途了！”

    其实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没有前途。

    我又把自己的公职看成是权宜之计。也不能把自己看成有妻室的人。现在一想到生活中没有她我就觉得恐惧，可是对永不分离这一点我又疑虑重重：难道我们真的能永远结合在一起，白头偕老，象所有的人一样，有家室，有儿女么？特别是后者——有儿女，有妻室，我更不能忍受。

    “你看，将来我和你结了婚，”她幻想未来的时候说“我还是很想结婚，再说，还有什么比结婚更美的呢！也许我们会有孩子难道你不想吗？”

    一种既甜蜜又神秘的感觉使我的心紧缩起来，我说了句笑话敷衍过去。

    “‘永生者造物，俗人只生自己的同类’。”

    “那我呢？”她问“等到我们的爱情。青春一过，我变成你再不需要的人时，我靠什么过日子呢？”

    这话听起来真叫人伤心。我急切地反驳说；

    “永远不会过去，你永远不会成为我不需要的人！”

    现在已经是我（象她先前在奥勒尔一样）希望自己被人爱，并且在保持自己的自由、在一切方面都占主导地位的同时爱别人。

    是啊，在她夜里编好发辫走过来吻我，向我道晚安的那个时刻，最令我骤然动情了。当她仰面看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才发觉，她脱掉高跟鞋以后比我短那么多。

    我觉得我最爱她的时俟，是她向我表露无限忠诚、忘我，容我抒发某种特殊感情和采取某种特殊行动的权利的时候。

    我们时常回忆我们在奥勒尔度过的冬天，回忆我们在那里怎样分手，我又怎样动身去维切布斯克的情景。我说：

    “是啊，那时是什么吸引我到彼洛茨克去呢？波洛茨克或许古时候叫波洛季斯克，这个地名在我头脑中早就与古代基辅大公弗谢斯拉夫的传说连在一起了。这个传说我还是在少年时代就读过：弗谢斯拉夫被他兄弟篡了王位，逃往‘波洛茨克人的蛮荒之地’，在‘饥寒交迫’、修行、祈祷、劳苦和‘回忆的诱惑’中度过了残生。他似乎老是天不亮就醒来，‘淌着又苦又甜的泪水’，痴呆呆地幻想自己又在基辅，在‘自己妻子一般的忠实的公国’中，晚祷的钟声似乎不是在波洛茨克，而是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敲响的。从那时起，在我的想象中，古老、野蛮的波洛茨克始终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昏暗、荒凉的冬日，大圆木筑成的克里姆林宫，附有木建的教堂和黑黢黢的小木房，堆堆被马匹和身披羊皮、脚蹬树皮鞋的行人践踏过的积雪当我最终回到现实中的波洛茨克时，自然再也找不到一丝与臆想的波洛茨克相象的地方。不过在我的头脑中至今还有两个波洛茨克，那就是臆想中的波洛茨克和现实中的波洛茨克。如今我看这个现实中的波洛茨克也已经颇有诗意了：城里寂寥、潮湿、寒冷、阴暗，而车站上却有一个暖和的大厅，大厅里有巨大的半圆形窗户，尽管外面天刚刚黑下来，而枝形吊灯早已大放光明。大厅里人很多，文职武官都有，他们都匆匆忙忙地赶在去彼得堡的列车进站前吃饱喝足，到处是说话声，餐刀和盘子的碰撞声；侍役穿梭往来，把调料和汤的香味带到各处”

    在这种时候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听完之后以深信不疑的语气赞同说：“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利用这个时机随即对她暗示：

    “歌德曾经说过。‘我们自身依从于我们创立的意识’。有些感情我是完全不能抗拒的，有时我的某种想象唤起我痛苦的渴求，渴求到我想象中的地方去，渴求想象背后的东西，你明白吗？背后的：我无法向你说清楚！”

    有一次，我和瓦金一起到卡扎奇布罗德去，那是波德涅普罗维耶的一个古老的村庄，去参加送别乌苏里区移民的仪式，第二天早晨才坐火车回来。我从车站口家的时候，她和哥哥已经上班去了。我晒得黝黑黝黑的，显得精力充沛，精神焕发，洋洋得意。我情绪激动，只想尽快地把我看到的稀罕事讲给她和哥哥听。我亲眼看见一大群人移到这神话般的离卡扎奇布罗德村有一万俄里远的地区去。我在这空空荡荡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卧室去换衣服，洗脸；我怀着一种既高兴又痛楚的心情瞧了瞧她的所有化妆用品和床上大枕头上面的镶边小枕头——这些在我看来无限珍贵，却又无比孤单，使我内心产生l种强烈的对她抱疚的幸福之感。可是，当我发现床头柜上有一本打开的书时，顿时呆住了：原来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而书页上有几行字划了记号：“那时我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突然变成了我的”我往后又翻了几页，又看见还有几行字划了记号：今年夏天，我常常走进我的卧室，发现我已不象过去那样为种种欲望和对未来寄予期望而苦闷，却是为现在的幸福而担忧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孤单。他总在外面跑，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既不难过，也不害怕

    我站了几分钟，呆若木鸡。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产生（并且正在产生）我不知道的、隐秘的、主要是伤感的思想感情，而且已经是过去时态了！“那时我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今年夏天，我常常走进”最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句：“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孤单”这就是说，我从希沙基回来的那天晚上她流泪不是偶然的！

    我精神特别焕发地走进机关，愉快地跟她和哥哥亲吻，交谈，开玩笑，一直不住口，心里却暗暗苦痛、等到最后只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立刻厉声地对她说：

    “我不在的时候你好象看了家庭幸福？”

    她脸红了。

    “看了，怎么样？”

    “你在书上划的记号使我吃惊。”

    “为什么？”

    “因为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同我一起生活已经使你痛苦，你感到孤单、失望。”

    “你总爱夸张！”她说“什么失望？我不过是有点伤心，我确实发现了某些相似的地方我要你相信，一点也不象你想象的那样。”

    她要谁相信呢？要我还是要她自己？不过，听到这些话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很愿意相信她，也乐意相信她。“凤头的草原鸥鸟从大路上腾空而起她跑着，腰间围着蓝色毛布裙子，两只颤动的rx房在亚麻布衫下抖上抖下，脚上没穿鞋子，腿一直裸露到膝盖上——显示出青春和健康”这里哪一种想象“背后”的东西没有呢？我怎样能拒绝呢？此外，我以为这些与她是完全可以并存的。我用种种托辞开导她：你只为我活着，只惦着我一个人，不剥夺我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爱你，而且为此将来还要更爱你。我觉得，我是这样爱她，以至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谅解。

    二十五

    “你变多了，”她说。“你变得更坚毅，更善良，更可爱了。你成了乐天派啦。”

    “是的，可就是尼古拉哥哥，还有你的父亲老是说我们将来会很不幸。”

    “这是因为尼古拉不喜欢我。还在巴图林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的冷淡、客气，这你是想象不到的。”

    “正相反，他谈到你的时候总是满怀温情。他说：‘我十分可怜她，她还是个孩子。你考虑考虑往后你们的前途吧，几年以后你的生活同县里消费税征收员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时常开玩笑地描绘我的将来吗？住房三套间，工资五十卢布”

    “他只疼爱你。”

    “不很疼爱。他说，他唯一的希望是我的‘放荡’能挽救我和你，说我就是在这个行当上也显得无能，我们两人将会很快分手。他对我说：‘或者是你无情地抛弃她，或者是她干一阵子这舒服的统计工作，明白你给她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之后，就会抛弃你。’”

    “他对我的希望是落空的，我永远不会抛弃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会抛弃你，那就是我发现我不再是见你所需要的，我妨碍你，妨阻你的自由、你的志向”

    当一个人遇到不幸的时候，他会不断地陷入这种或那种无益的苦思苦索之中。这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的呢？由什么造成的呢？我当时怎么会没去注意对我大概是一种警告的东西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会抛弃你”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些话，没有注意到她毕竟没有排除某种“情况”呢？

    尼古拉哥哥说得对，我太看重自己的“志向”而且愈来愈滥用自己的自由。我在家里愈来愈坐不住，一有空就马上出门，乘车也好，步行也好，随便到哪里去都好。

    “你这是在哪儿晒得这么黑呀？”吃午饭时哥哥问我。“你又上哪儿去啦？”

    “寺院，河边，车站”

    “老是一个人去，”她埋怨道。“答应过多少次，说一起去寺院，可我来了以后只去过一次，那儿美极了，厚厚的墙，燕子，修士”

    我觉得惭愧，难过，不敢抬眼看她，但又怕失去自己的自由，只耸了耸肩膀说：

    “这些修士你有什么好看的？”

    “那么你呢？”

    我竭力变换话题说：

    “我今天在那里的墓地上着见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位僧侣预先命人为他自己挖一个空的，但已全部造好了的墓穴，连墓首上的十字架都安好了，上面已写着某人葬于此，生于何时，甚至写上了‘卒于’二字。只空出去世日期的位置。那地方周围都是干净、整齐，有许多小径，栽满鲜花，可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空墓穴。”“喏，你看。”

    “看什么？”

    “你还故意装蒜哩！算了吧。屠格涅夫说得对”

    我打断她的话说：

    “你现在看书似乎就是为了在自己和我身上找到点什么东西。话又说回来，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么看书的。”

    “哼，那又怎么样呢？我虽说是个女人，可没有那么自私”

    哥哥出面调解，他温和地说：

    “算了，你们再别说了！”

    二十六

    夏末，我在机关里的地位更有所改善：以前我是个“编外”人员，现在是编制之内的人了，而且得到了一个对我最合适不过的新差事：当参议会图书馆的“保管”——参议会地下室里堆着地方自治会的各种书刊。这个差事是苏利马替我出的点子，责任是分类整理这些书刊，入库（在半地下室一间长长的有拱顶的房间里，配有足够数量的书架和书柜），再就是管理，借阅，供机关临时使用，有时满足某个部门某一情况的需要。我分了类，入了库，然后开始管理，等着别人来借阅。可是一本也没有借出去，因为只有在秋季地方自治会开会前才有人来借，这样，我只剩下一项管理的事，也就是呆坐在这个半地下室里。我喜欢这间屋子，它象要塞一样有异常厚实的墙壁和拱顶，又特别安静，一点声音也传不进来，还有一扇不大的而离地面很高的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看得见机关大楼后面空地上所有野生的灌木和杂草的根部。从此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自在。我一个人整天孤单地坐在这地穴中读书写字，只要我愿意，哪怕是一个星期不来打照面，把那扇低矮的橡木门锁上，干脆走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不知为什么到尼古拉耶夫去了一趟，而我经常去的只是一个城郊的村庄，那里有弟兄俩，都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为了过遵守宗教训诫的生活而迁居于此。有段时期我逢星期天晚上都到一个乌克兰人的大村庄去，在郊外第一个火车站附近，直到深夜才乘火车回家我为什么这样跑来跑去呢？她感到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隐秘的事是我东奔西跑的目的。我关于希沙基那个女医生的谈话，给她的刺激要比我想象的深得多。从那时起她的嫉妒愈来愈强烈，她竭力掩饰这种嫉妒，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掩饰得过去。这次谈话后约莫两个星期，她一反自己温和宽厚的常态和少女的性情，突然象最通常的“家庭主妇”一样，找到一个借口就狠心地辞退了那个服侍我们的哥萨克女佣人。

    “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不高兴地说“你心里不痛快，当然罗，这匹‘小母马’的蹄子在屋里象你所说的‘踏踏’该有多好。它有那么好看的踝骨，那么亮的斜眼睛！可是你忘了，这匹小母马多撒野，多任性，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非常坦率地说：“你怎么能对我多疑呢？我看着你这只举世无双的手就想：为了这只手我不要世上一切美人！但我是诗人，艺术家，而任何艺术，照歌德的话说都是感性的。”

    二十七

    八月，一天傍晚，我曾到那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里去了一趟。这时天气尚热，加上是星期六，市区街上没有人影。我经过一排犹太人的商店和货摊，全都关闭着。傍晚的钟声悠悠袅袅，街面上已经映出花园和房屋的细长的阴影，然而暑气未消。南方城市的夏末通常如此。每天烈日炎炎，花园和庭前花圃里的所有花草都蔫缩了，烤焦了。漫长的夏天弄得市区、草原、瓜园的一切都了无生气。

    在广场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俄罗斯姑娘光脚穿一双钉了掌的皮靴，站在一口市区水井旁，那神态就象一位女神；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还有那小俄罗斯和波兰妇女特有的开阔而轮廓分明的前额。一条街道由广场伸向山脚下，山谷间。远远看得见日暮前南方的地平线和隐隐约约的草原丘陵。我顺着这条街走下去，拐进城郊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内一条僻静小胡同，走出胡同来到村头，由此翻山，山那边就是草原了。在村头和打谷场上的几间浅蓝色或白色的泥屋当中，有连枷在空中闪动，这是小伙子们在脱粒，夏夜里正是他们在一起嬉闹，唱赞美诗，唱得那么粗犷而又动听。站在山上放眼四眺，整个草原上是一片金色的密密麻麻的麦茬外大路上的细土那么厚，走在上面就仿佛穿了一双绒靴，周围的一切——整个草原，整个空间都被西沉的太阳照得耀眼。大路左边，在俯瞰山谷的悬崖上有间小屋，墙壁的石灰已经剥落，这里就是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我离开大路沿着麦茬地走到庄子前，可是庄子里空空荡荡，这屋里屋外也没有人。我从大开的窗户往里望了望，只见无数苍蝇黑压压地在墙壁、天花板和搁板架上的水壶四周嘤樱嗡嗡。我又向打开大门的牲口棚里瞧了瞧，只见一抹夕阳的光辉映红了一堆干粪。我来到瓜地，看见那位弟弟的妻子坐在地头上。我向她走去，她没发现我或者假装没发现，一动也不动地斜着身子坐着，显得娇小、孤单；两只光脚板伸向一边，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麦秸放在嘴里。

    “晚上好，”我走到她跟前说。“您怎么一脸不高兴？”

    “您好，请坐，”她扔掉麦杆，微笑着回答，还向我伸出一只晒得黑黑的手。

    我坐下一看，完全是个照瓜园的小丫头！头发晒褪了色，穿一件乡下人穿的大领口衬衫，旧黑布裙子裹着妇女般的发达的臀部。两只小赤脚上沽满尘土，也晒得黑黑的，皮肤干干的。于是我想，她怎能打着赤脚踩在粪便和各种刺草上呢！因为她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从不打赤脚的，所以我始终不好意思去看她的脚，可又老是很想去看。她觉察到我的目光，就把脚缩回去了。

    “你家的人都上哪儿去啦？”

    她又笑了笑。

    “各走各的。两个圣徒兄弟，一个到村头帮一个穷寡妇脱粒，一个进城给大师父送信。每周照例一次报告我们所犯的全部罪过、受到的诱惑、对肉欲的克制。除此以外，还要照例报告受到的‘考验’：在哈尔科夫，巴甫洛夫斯基‘兄弟’被捕，当然是因为散发传单反对兵役制。”

    “您大概心情很不好。”

    “烦死人的，”她说着摆了摆头，向后一仰。“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她悄声补充说。

    “忍不了什么？”

    “什么都忍不了。给我支烟。”

    “烟？”

    “对，对，烟！”

    我给她递了一支，并且划着火柴。她立刻吸了，但不老练，断断续续地猛抽一口，象女人吸烟那样，从嘴里把烟吐出来，沉默地望着远远的山谷那边。西沉的太阳还晒着我们的肩膀和又长又重的西瓜。瓜就在我们近旁，一侧埋在干土中，晒蔫了的藤蔓象蛇一样缠绕着它们摹然间，她把烟一扔，头趴在我的膝盖上尽情号陶大哭起来。我安慰她，吻她那散发出阳光气味的头发；我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看着她的赤脚，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要到这两个托尔斯泰信徒家里来。

    那么尼古拉耶夫呢？为什么要去尼古拉耶夫呢？在路途上，我曾写下这么一段笔记：

    “我们刚刚离开克列缅楚格，已是掌灯时分。克列缅楚格车站上，月台和小卖部都挤满了人，到处是南方的闷热，南方的拥挤。车厢中也是这样。多半是小俄罗斯的妇女，全都年纪轻轻的，皮肤晒得黝黑，性情活泼，旅行和天热使她们兴奋——她们要‘到下面’去干活。她们的身体和乡下人的穿戴，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十分动人；她们又是那样唧唧喳喳，边吃边喝，卖弄自己的伶牙俐齿和胡桃色眼睛，实在令人难受

    “德聂伯河上有一座长长的桥，耀眼的红日从右边照进窗来，桥下和远处是浑浊的黄水。沙滩上有许多女人，赤身露体地在那儿洗澡，还显得非常悠闲自在。有一个脱下衬衫就跑过去，挺起胸脯笨拙地扑进水中，用两只脚拚命打水

    “驶过德聂伯河已经很远了。山上刈除了野草和庄稼，光秃秃的，罩上了黄昏的暗影。我不知怎的想到了可恶的维雅托波尔克1，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骑马沿着这山谷前行——他上哪儿去？又想些什么呢？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而大地依然这般美丽。不，这不是斯维雅托波尔克，而是一个粗鲁的农夫骑着汗水淋淋的马在山间阴影中行走。他身后坐着一个女人，两手反绑在背上，头发散乱，赤露着两只细嫩的膝盖，她咬紧牙关，瞅着那农夫的后脑勺；农夫正机警地注视前方

    “湿润的月夜。窗外是坦荡如砥的平原，肮脏泥泞的道路。车厢里旅客们都沉睡了，灯光昏暗，一盏布满灰尘的灯里还剩下一节很粗的蜡烛头。田野的潮气从放下的车窗间隙中吹进来，同车厢里恶臭浓烈的空气掺杂在一起。有几个小俄罗斯女人伸开四肢，脸朝天躺着睡觉，嘴巴张得大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耸动着，裙子裹着肥大的臀部有一个刚刚醒来，定睛径直望着我，望了好半天。大家都睡着了，——我简直觉得她似乎就要用神秘的低语呼唤我”

    离火车站不远，有个村子坐落在宽阔平坦的山谷中，每个星期日我都要去那儿。有一次，我漫无目的地来到这个车站，下了火车就朝村子走和暮色苍茫之中，前方园子里现出小白屋，近处牧场上现出一架黑乎乎的破风车。风车下面围着一群人，人群背后有一支小提琴拉着节奏急促、激越的曲调，跳舞的人随之跺着脚后来一连几个星期日的晚上我都站在这一群人中，听他们时而拉琴，跺脚，时而曼声合唱，直到深夜。我走到一个黄头发姑娘身旁停住了脚步，她胸脯高耸，嘴唇厚厚，黄眼睛射出极其明亮的光芒。趁大家你推我搡的时候，我们立刻偷偷地彼此拉起手来。我们站在一起，若无其事，竭力谁也不看谁。我们心里明白，如果小伙子们发现一个城里的少爷经常出现在风车下的目的就是为此，那我可就要倒霉了。第一次我们是偶然站在一起的，后来，只要我一走近，她便立即在一眨眼工夫转过身来；只要感觉到我在她身旁，她便抓住我的手指头，一整夜都不放。天愈黑，她握得愈紧。而且肩膀愈往我身上靠。夜深了，当人们开始散去时，她就不知不觉地溜到风车后，迅速躲起来；而我则慢腾腾地沿着大路向车站走去，等到风车下不剩一个人时，我就猫着腰往回跑。我们心照不宣地这样做，站在风车下面时沉默不语，彼此愉快地折磨时也沉默不语。一次她陪送我走。离火车站还有半小时，车站上一团漆黑，阒无人声，只有蟋蟀在四周低鸣，令人快慰；远处，村里黑魆魆的园子上方初升的月亮呈现出血红色。支线上停着一辆车厢门开着的货车。我不由自主地把她往车厢里拉，这样做连我自己也觉得可怕。我爬进去，她跟在我后面也跳了进去，就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可是当我们划着火柴，想看看里面有什么时，我马上被吓得倒退了一步：火柴照亮了车厢正中停放的一口薄棺材。她则象山羊似地蹦了出去，我跟在她后面在车厢底下她一下接一下地躺倒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发狂地吻我，我呢，别指望能离得开。此后我再也没去这个村子了——

    1约980—1019年古罗斯大公，他在争夺政权的内江中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因而得到了“可恶的”绰号。

    二十八

    秋天我们过了那一段过节般的时期：每年年终城里要召开全省地方自治会议员代表大会。冬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过节般地过去了：有以赞科维茨卡娅和萨克萨罔斯基为首的小俄罗斯剧院来巡回演出，有首都的名角契尔诺夫、亚科夫列夫和穆拉维娜举办的音乐会，还有不少不化装和化装的跳舞晚会，以及家庭晚会。地方自治会代表会议后，我去莫斯科拜访了托尔斯泰。回来之后，我特别忘情于世俗间的罪恶诱惑。这些诱惑，从外表上看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没有一个晚上在家呆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恶化了。

    “你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有一天她说。“完全是个男子汉了，不知为什么也蓄起法国式的胡子来。”

    “你不喜欢？”

    “不，干吗不喜欢呢？我不过想说，一切事物都要变的！”

    “对，你看你也变得象个少妇了，清瘦了，也更漂亮了。”

    “你又开始嫉妒我了。我真怕跟你说老实话。”

    “什么？”

    “我想穿一套服装参加下次的化装舞会。随便一套价钱不贵的、朴素的。戴一副黑面具，再来件什么又黑、又轻、又长的”

    “到底要化装成什么呢？”

    “夜。”

    “这么说，奥勒尔时期的东西又要开始了？夜！这真够庸俗的。”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奥勒尔时期的东西，有什么庸俗的地方。”她冷淡地、自有主见地回答道。从这种冷淡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中，我真的害怕地感觉到了往日的某种东西了。“你不过是又开始嫉妒我罢了。”

    “为什么我又开始嫉妒了呢？”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因为你又开始疏远我，又想讨男人们的喜欢，博得他们的欢心。”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一笑，说：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正是你一个冬天都没有离开过切尔卡索娃。”

    我脸涨得通红。

    “是没有离开过！可是我和你在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难道是我的过错？最使我伤心的是你和我在一起总有点不自在，仿佛你有什么心事瞒着我。你直截了当说吧，什么心事？你心里藏着什么？”

    “我藏着什么？”她回答道“悲伤，我悲伤的是，我们往日的爱情已经没有了。不过说这个干吗”

    她沉默了一会又补充说：

    “既然你不快活，那么化装舞会我就准备谢绝参加了。只是你对我太苛刻了，我每一个心愿你都说成是庸俗的，你剥夺我的一切自由，而你自己却什么都干”

    春夭和夏天我又多次出外漫游。初秋时节又遇见了切尔卡索娃（在此之前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并且得知她要迁居基辅。

    “亲爱的朋友，我要和您永别了，”她用一双鹰眼看着我说：“我丈夫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您愿意送我到克列缅楚格吗？当然，要完全保密。我在那儿要过一夜，等船”

    二十九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间。我迄今还看到和感觉到那偏远小俄罗斯城市的死板而阴郁的生活，它的冷落的街道，狭窄的木板人行道，围着篱笆的黑色的花园，林荫道上光秃秃的高大白杨，空荡荡的市立公园，里面有一间窗户被打死的夏季餐厅，这时节湿润的空气，公墓里腐烂树叶的气味，我沿着这些街道、花园毫无表情、毫无目的地徘徊，我那些同一的思绪和回忆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

    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她那些偶尔才吐露一点的隐痛使她发狂了。那天格奥尔基哥哥下班回来晚了些，我回来得更晚（她知道我们机关在筹备地方自治会年会，要晚些回来）。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每月她总有几天是这样），而且，跟往常一样，在这种时候她总是神态异常的。她准是照自己的习惯蜷缩着身子，半躺在我们卧室的沙发上好半天，抽了许多烟（她从某个时候起开始抽烟，我多次请求甚至要求她丢掉这种对地极不适合的嗜好，可她总不听），或许，她还茫然地瞧着面前的什么东西，然后蓦然站起身来，在一片小纸上一字也不改地给我写下几行字（这是哥哥回来以后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卧室里的梳妆台上发现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收拾自己的一部分东酉，其余的都干脆扔掉了。这些到处乱扔的东西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勇气去拾起来，收藏在什么地方。夜晚她已经走远了，走在回父亲家的途中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去追赶她？也许是因为出于愧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有时脾气倔强。我打了许多电报，写了许多信，最后也只收到两句回话；“我女儿走了，而且不许把她的去向告诉任何人。”

    如果当时哥哥不在我身边（虽然他本人也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天晓得我会发生什么事。那简短的写明了她出走的原因的宇条，哥哥没有立刻交给我，想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他这样做很笨拙。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噙着泪珠把字条交给了我。在那片小纸上她用坚定的笔触写道。“我不能再看着你离我愈来愈远，不能继续忍受你无休止地，日趋频繁地污辱我的爱情，我既不能让它在我心中死灭，也不能不明白：我受到的屈辱已到了极限，我的一切愚蠢的希望与梦想都已破灭。愿上帝给你力量经受住我们的诀别，忘掉我，在你那新的、完全自由的生活中去获得幸福吧”我一口气读完了宇条，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陷，脸皮和头皮在发冷，在缩紧，但我却嘣出一句相当厚颜无耻的话来：

    “这有什么？早就该料到的，这种‘破灭’寻常得很！”

    此后，我竟然还有勇气走进卧室，摆出一副冷漠无情的神态躺在沙发床上。黄昏时分，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着我，我假装睡着了。他碰见任何不幸的事都惊慌失措，经受不起，这一点特象我们的父亲。他匆忙中很快就相信我真的睡着了，趁当晚还得出席参议会会议的机会，便悄悄穿上衣服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天夜里没有开枪自杀的唯一原因，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得自杀。当时窗外花园里的乳白色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房间，我走进餐室，点着灯，在橱柜旁喝了一杯伏特加，接着又是一杯我从屋里出来，走到街上去。街上寂静无声，温暖潮湿，周围的一切——空荡荡的公园里和林荫道上的白杨间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白雾，这雾和月光融合在一起，情景十分可怕然而回家就更可怕：要点燃卧室里的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下看到这些还扔得到处都是的袜子、鞋子、夏令时装和那件花睡衣——我入睡前常常搂着这件睡衣裹着的她，吻她向我仰起伸过来的睑，感受她那温馨的呼吸。只有和她在一起，在她面前痛哭才能使我摆脱这种恐惧，可是她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晚上，死一般静寂的卧室依然亮着微弱的烛光。漆黑的窗户外是茫茫的黑夜，正渐渐沥沥地下着深秋的细雨。我躺在床上凝视前面的墙角，那儿挂着一幅陈旧的圣像，她睡前总要向它祈祷。圣像陈旧，仿佛是一块浇铸板，正面涂了一层朱砂，在漆得光亮的红底上是穿金衣的圣母像。圣母既严肃又悲伤，又大又黑的眼睛超出黑眼眶，叫人毛骨悚然！圣母和她，这幅圣像和她疯狂出走时仓惶扔下的一切女用什物在我脑海中搅在一起，既使人觉得可怕，又使人感到亵渎。

    接着过了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我早已辞掉了我的职务，不到人群中去露面。我压下了一个回忆又一个回忆，熬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就象某些斯拉夫农民，曾经在某个地方，在坑坑洼洼的林荫道上“纤着”装满沉重货物的大船一样。

    三十

    无论家里还是城里，仿佛到处都有她的身影，我又被这种幻觉折磨了约一个月。最后我觉得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决定到巴图林诺去住一段时期，暂不理会将来的事。

    我匆匆和哥哥最后拥抱一次之后，怀着非常奇怪的感觉走进已经开动的列车车厢。进了车厢，我自言自语道：嘿，我又象小鸟一样自由啦！这是个没有下雪的漆黑的冬夜，车厢在干燥的空气中轰隆轰隆震响。我提着小箱子坐在门边的一个角落里，回想起我爱在她面前重复的一句波兰谚语：“人为幸福生，鸟为飞翔活”我一个劲地凝视着隆隆声中漆黑的车窗，不让人看见我的眼泪。这一夜列车开往哈尔科夫两年前的那一夜是从哈尔科夫开过来的：那是一个春天的拂晓，她还在渐渐亮堂起来的车厢里酣睡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紧张地坐在又闷又挤的车厢里，一心盼着天亮，盼着有人走动，盼着哈尔科夫车站上的一杯热咖啡

    后来到了库尔斯克，它同样引起我的回忆：一个春天的中午。我和她在车站上吃饭，她显得很高兴，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在车站上吃饭！”眼下却是个灰蒙蒙的寒冷的日子，时近黄昏，我们这列过长而又十分平凡的客车停在车站前：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亚速海铁路线上的三等车厢都是庞大而又笨重的，象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样。我走下车厢，看了着周围，前面老远的地方现出一个黑糊糊的车头，几乎着不见。一些人拿着茶壶从踏板上跳下来，急急忙忙地到车站食堂去打开水——他们全都一样的令人厌恶。我的几个邻座也下了车：一个是被自己的肥肿症弄得精神不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商人；一个是极其活泼、对一切都好奇的小伙子，他那鄙俗的面孔和嘴唇整天叫我作呕。他总是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也整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会说，这个人怎么老是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不知是个少爷呢，还是个什么别的人！不过他倒友好地提醒我，说话象放连珠炮似的：

    “您注意，这里总卖烤鹅，便宜得不得了！”

    我停住脚步，心里想着小卖部，我不能去。因为那儿有一张我和她曾经坐过的桌子。虽然这个地方还没有落雪，但空气中却已经充满俄罗斯严冬的气息。在巴图林诺等着我的将是怎样的一座坟墓啊！父母都年事已高，不幸的妹妹艳容已衰，冷落的庄园，破败的房屋。倾颓的花园，只有寒风在那里呼啸，冬日的犬吠声在这寒风中显得格外多余、凄切列车的尾部长得望不到头。对面，站台的栏杆房耸立着一排白杨树，光秃秃的象扫帚。白杨树后面冻结的鹅卵石便道上，有几辆出租马车等着生意，看这情景，库尔斯克的苦闷寂寞就不言而喻了。站台上一群村妇就站在白杨树下，他们都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围巾两端系在腰间，脸冻得发青，正在讨好多地招徕顾客，叫卖那些便宜得不得了的烤鹅——个个肥大，僵硬，皮上象长满了粉刺。打好了开水的人爽快地从车站前朝暖和的车厢往回跑，虽然觉得冷，但还挺愉快，一边跑一边嬉皮笑脸穷快活地跟村妇们讨价还价终于，远处的机车猛然吼叫起来，阴森可怕，威吓我还有更远的路程最使我束手无策的是不知道她躲藏在哪里，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早就不顾任何羞耻，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她追日来。她这鲁莽的行动无疑是一时的冲动，而妨碍她后悔的也只是羞耻心。

    我再一次回到父亲的家，已经不象三年前那样了。如今我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巴图林诺比我路上想象的还要坏：村里的木房残破不堪，那些长毛蓬松的狗和停在门前结满冰凌的拉水车使人想起蛮荒时代，门槛和泥泞冻在一起，象铁一般的坚硬，通向我家庄园的车道上也布满了这种泥泞，象驼峰一般，空空荡荡的院子面对者阴沉的房屋，窗户也是一副愁苦相，高得不象样子的、笨重的屋顶是曾祖父和祖父时代修建的，有两道带檐子的暗台阶，年深日久，木料都已变成瓦灰色。一切都陈旧了，似乎被废弃了，无用了，连这无用的寒风也压迫着祖传下来的一株枞树的树梢，它高出屋顶，耸立在冬季荒凉的花园里我发现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贫寒：炉灶裂了，只抹一点儿泥，为了取暖把农夫的马衣铺在地板上只有父亲一人极力保持原样，似乎要反抗这一切变化：他变得清癯削瘦，体重减轻，须发花白了，可直到如今他还是经常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著也不象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了。这种不顾年迈和贫寒而硬要装面子的做法真叫人难过。他表现出比所有人都更精神、更愉快（显然是为了我，为了我的羞辱和不幸）。有一天，他用颤抖的、已经枯槁的手捏着烟卷，忧郁而温柔地看着我说：

    “得了，我的朋友，一切事情都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焦虑、悲伤或欢乐，还是晚年的平和与安宁这是怎么说的？”他说，眼里露出微笑“‘和平的乐趣’哈，这真是鬼话；

    在这简陋的茅屋里，

    我们避开尘世幽居，

    呼吸田野自由空气，

    享受着和平的乐趣”

    一想到父亲，我总是悔恨，觉得我对他尊重和爱戴不够，我每每感到内疚的是，我对他的一生，特别是对他的青年时代了解得太少。当我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也很少想到这样做！现在我就是竭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彻底弄明自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完全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门第的人，一个奇怪的人，极容易和人相处，禀赋又多才多艺，可不知怎的竟一事无成，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内心热情，思路敏捷，通达事理，晓畅隐微；他的性格是个少有的结合体：爽快直率而深藏不露，外在简朴而内在复杂，眼光冷峻锐利而气质潇洒浪漫。那年冬天我才二十岁，而他已六十岁了。说起来甚至难以叫人相信，那时我已经有二十岁了，但不管怎样，那时我正处于血气方刚的时期！而他的一生已经过去。可是那年冬天谁也不如他理解我的内心活动，大概谁也没有象他那样觉察到我内心交织着悲痛和青春活力的矛盾。一天，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那是个宁静的阳光和煦的日子，院子上铺满着皑皑自雪，雪光从低矮的书房窗户里照进来。这是一间暖和的、充满烟草味的、无人照料的书房，我自幼就觉得它十分可爱；它的杂乱、舒适、总不变更的简陋陈设在我看来是跟父亲的习惯和爱好分不开的，跟我关于他和我自己早年生活的全部回忆分不开的，他讲“和平的乐趣”之后，放下烟卷，从墙上取下一把旧吉他，开始弹起他心爱的民间曲子来。这时他的目光变得坚定、快乐，同时他心底里好似藏着什么秘密；他应合着吉他轻曼而快乐的节拍低吟，而这吉他正含着凄然的微笑诉说着已经失去的珍贵的东西，诉说着人生反正都要完结，不值得痛哭流涕。

    回到巴图林诺后不久，我就忍耐不下去了。一天，我突然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奔进城去。可是我一无所获，当天返回，因为医生家里简直把我拒于门外。当出租小雪橇到了我熟悉的、现在使我恐惧的大门口时，我怀着绝望的心情不顾一切跳下去，胆战心惊地望了望餐室那窗帘半掩的窗户，我和她曾经在长沙发上度过许多时光——那些秋天的、我们相爱之初的时光！我揿了揿门铃门开了，没想到我和她弟弟面对着面，他脸色发白，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父亲不想见您。她么，您也知道她不在。”

    这就是那年秋天带着小黄狗陀螺顺着楼梯疯狂地跑上跑下的那个中学生。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表情阴郁、皮肤黝黑的青年，身穿军官式样的白色斜领衬衫，脚登高统皮靴，上唇的小黑胡子刚刚冒出，一对小小的黑眼睛射出倔强而凶狠的光芒，由于皮肤黝黑，苍白的面孔泛出绿色。

    “请您走吧。”他轻声补充了一句，看得出，他的心在斜领衬衫下剧烈地跳动。

    整个冬季我仍然每天执拗地等候她的来信，我不会相信她是铁石心肠。

    三十一

    就在那年春天，我得知她得了肺炎而回到家中，一个星期后便病故了。我还得知，她的一个遗愿就是尽量长久地对我隐瞒她的死讯。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个咖啡色羊皮面的笔记本，这是她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作为礼物赠给我的，这一天也许是她一生中最感动人的一天。在笔记本的扉页上还可以读到她写给我的几句赠言，由于激动、仓促、羞涩，有两处写错了

    不久前我梦见了她，这是在我失去她后漫长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在梦中，她的年纪和我们共同生活、共度青春的时期相仿佛，不过从脸上可以看出她的美貌已衰。她清瘦，身上穿着类似丧服的衣衫。我只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她，然而心中却充满了那种强烈的爱和喜悦，感受到了那种肉体和心灵的接近，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别的什么人身上体验过的。

    一九二七—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于滨海的阿尔卑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