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宝钗的这番话深以为然，甚至在心中暗暗敬服，可见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观点，而是社会上下公认的“正理”、“公理”。】

    “……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太平公主有些想笑，“婉儿，你说那曹雪芹写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咱们呢？”

    ——咱们，这些“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女儿家，也干着男人们该干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活。

    上官婉儿：“想到又如何？这样世道的天下，谈起咱们来，也不过是些‘牝鸡司晨’的词，你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好话？”

    【而明清女性主要在文化，即诗词书画方面留名，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政治生活。

    清朝后宫“众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应一律不得处理前朝大臣官员事物，不得私人南书房、上书房等处，不得私下议论朝政为谈资，否则视作干政。”

    就连曾辅佐幼帝、“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的孝庄太后到底也没有垂帘听政，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更是对朝政绝口不提。

    终明清两朝，对女子的文化教育除一部分为后世子孙计的“相夫教子”用处，实际上是为了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如同书生对红袖添香的向往，男人对救风尘的期待；而始终不是为了女性自己的前途和发展。

    但是，饱读诗书的女儿们却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

    在极低的女性地位面前，明清时期诸多识文断字的女性开始了迷茫。她们一方面有着不输男儿的学识，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环境而不得不遵守“女子无才便是德”、“头发长见识短”的固有偏见和批驳，主观情感和客观事实的拉扯让她们内心充满愤懑和苦痛。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借孟丽君之口表示：“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

    邱心如的弹词作品《笔生花》中女扮男装中状元的姜德华也说：“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

    沈善宝以绝望的语调叩问苍天：“问苍天，生我欲何为？空磨折！”

    清代着名女词人吴藻更一生以不能作男子为恨，写出“生木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这样的诗句来……

    这些女性都对传统“男主女辅”、“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定位表示强烈不满。

    明清时期女子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中过低的身份地位，给当时文化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对冲之痛。】

    上官婉儿倒是有些庆幸自己生在大唐，长在武周。她可以尽情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可以“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而不必在刻板苛刻的世道里“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只能盼望自己成为男子，一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