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联名

，赵卫红的母亲也把这事告诉了她，并说了她当教授父亲的注意，赵卫红笑了笑说：“管她们说什么呢，再问就直说是我的女儿，如果问怎么这么大了，就队时生的，问她爸呢，告诉她们去天国了，让别人说去，走自己的路！”

    “妈，我想回家！”屋里只有赵卫红和梦琼时，梦琼摇摇赵卫红的胳膊说。

    “咱这儿就是在家里啊！”赵卫红好生奇怪地问。

    “我想回忻县那个家！”

    “这不好？”

    “好。”

    “这是楼房，又有电视，比忻县那没有电视的平房不好？”

    “我呆在这里，反正别扭，呆不惯。”梦琼低声说。

    “这有你的亲妈，亲姥姥，亲姥爷，忻县有你什么，只能叫养父，养母。”

    “我养父还和你结过婚呢。”梦琼说。

    “和我结婚和你有什么关系？从血缘讲，你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学校，你先在，再长个五六年，我给你办到澳大利亚留学，妈在那儿有房子，你去留学就别回来了。以后就和妈在澳大利亚一块过了，不回来了。”

    “那我忻县的妈和爸怎么办，我那弟弟怎么办？”小梦琼问道。

    “他们就在忻县生活，等你那弟弟长到十六七岁，我把他也办到澳大利亚留学，让他天天和你在一块。”

    “妈，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我想回忻县。”

    “你怎么这么个贱命啊，在楼房里不愿意住，在白面不愿意吃，非要回山西住那破平房吃高粱面！”赵卫红生了气。

    “什么叫贱命啊？”梦琼问。

    “贱命，就是不值钱的命，低下，狗屎糊不墙。”

    “狗屎怎么糊不墙啊？”梦琼又问。

    “狗屎稀，贴墙又掉下来！”

    “不会等干些，再往墙糊，便可以糊墙了。”梦琼说。

    赵卫红奔波一月余，仍没有找到愿意接收梦琼的学校，梦琼又老吵着要回山西忻县的家，没办法，赵卫红只得先把梦琼送回忻县

    王大力到县城街准备买点东西，恰巧碰到鲜可欣。“可欣，你那胖儿子长到几斤了？”王大力问。

    “快二十斤了！”鲜可欣颇为得意地说。

    “咱哥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到饭馆里喝一顿！”

    “行！”二人便进了东方红饭馆，刚坐下，门帘掀动，又进来俩人。王大力一看，是刘炳坤和杨树林，王大力便和她们打了下招呼。“喝呢？”刘炳坤问。

    “刚来。”鲜可欣说。

    “坐下一块喝！”刘炳坤边说边和杨树林坐到同一个桌子边。

    “这椅子不太干净，树林，到柜台要张报纸擦擦，顺便买几个白水羊头，一斤酒，四碗大肉面。”刘炳坤边说，边递过十元钱。

    “我掏！”王大力也掏出十元钱，杨树林接过二十块钱到柜台去了。一会儿买了票，杨树林便拿着一张报纸回来，刘炳坤把报纸一扯为二，用一半擦擦凳子，一半放桌。

    鲜可欣拿过那未用的报纸，正要擦凳，猛然看到面一篇社论：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大大的黑体字赫然在目，他不由自主地看了起来，边看边说：“嘿，真棒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都发社论了，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干部解放，重新工作，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闹革命，都要恢复课和恢复生产，文化革命抄的家，都要还给人家，凡是文化革命重大的事，都要翻过来。”

    “真的？”王大力问。

    “这是中央的社论，还有假？”鲜可欣指指报纸说。

    “咱队算不算文化革命中间发生的大事，是不是也得翻过来，让咱们返回啊？”杨树林说道。

    “对啊，文化大革命遣返回老家的地富反坏右，都回了，右派也平反，也回了。连国民党关在共里的师团长都大赦回了，咱们为什么不能回？”鲜可欣拿着报纸说。

    “咱们队时，我还不够十八岁呢，还不算，我们学校队一锅端，第一批就给咱们弄山西来了，你说那不算强迫算什么？”王大力说。

    “可是人家邢燕子，董家耕也了几十年队？”鲜可欣若有所思地说。

    “邢燕子，董家耕人家那是自愿的，写了几次申请，表了多少决心去的，人家队，又当先进，又入党，又当干部，又当县革委副主任，又被周总理接见，我要有那么多好处，我也不回。”几人议论纷纷。

    “要不，咱们给市委写封信，把咱们这社论的理解和咱们现在的困难，和要求回的心写封信，给市领导寄去，怎么样？”刘炳坤说。

    “行啊！”几个人同意

    集中电大课时的课余时间，王大力把那份登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纸拿出来，让电大班的其他知青看，电大班知青立刻围了过来。

    王大力还没说出自己几人在饭馆中说的话，电大班一个叫曹布衣的男知青便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应该彻底否定队，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产物，咱们应该给中央写信反映咱们的情况，要求回！”

    “对呀！”另一个叫南施显的知青附和。

    “可不是嘛！”个子不高的知青霍七中嚷道：“队，咱们意见，可是你一碗水要端平啊，或是一辈子队，或是三五年轮一回，总得有一个制度。队，咱全国高三初三，一个不剩，咱队了，他们留工厂了。

    或者是只要队了，一个都不许回，别今天这个参军，那个大学，那个老子退休可以顶替，那个他妈疼无人照顾，把他调回去照顾。什么理由，都是找路子回，没路子的，只能眼巴巴留在这里，这叫公平吗？这叫一碗水端平了吗？”

    “可不是么。”曹布衣接说：“云南知青调回了，东北知青调回了，大学的回去了，家里无人照顾的回去了，老干部平反也把他们子女弄回去了，一个蛋糕切成八块，七块都想法设法回了，单把咱们留山西了，真是哭的孩子有奶吃。

    不行，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如果干等着，到了四十岁以后家里父母没了，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何况，咱们的子女也会因为咱们今天的懦弱而呆在山西，不拿咱们当人，山西不拿咱们当山西人。”大家议论纷纷，连男带女，电大班所有知青都围了过来

    过了两天，王大力正在班，曹布衣和南施显到热风炉值班室找到他说：“你出来，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王大力随他们走出值班室。

    他们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曹布衣掏出张纸说：“这是我和南施显，霍七中几个人起草的信。”

    “什么信？”王大力问。

    “就是以这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为理论根据，以咱们实际的生活困难为理由，摆事实，讲道理，对比外地知青调回的情况，写调回的请求，给市委写一封，给中央写一封，最好多找几个知青签名。”

    大力觉得人前咱也不能露怯啊，看了看信，内容基本和那天在饭馆和鲜可欣，刘炳坤，杨树林几人吃饭时议论的内容差不多，觉得没有一句，的言语，便签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