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你刚到北京,初次到工厂班,带着女儿多不方便,留在忻县,我把她放姥姥家,我常去照顾,你在北京安心班。”
胡雪花知道,这话明里是关心自己,暗中又防着女儿和自己都在北京,怕把他这个当丈夫和爸爸的人忘了,小肚鸡肠,贼心眼蛮多。
胡雪花到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报到后,由于她是党员,在忻县食品公司又是党支部记,又是主任,所以只在厂工会干了两个月,便给提拔为工厂的团委记。工厂在厂区给她分了一间平房,作为宿舍。
胡雪花人长的漂亮,年轻,说话谦和,工作又认真负责,讲究工作方法,把工厂的团组织生活搞的很活跃,工作也搞的红红火火。年底,第二汽车厂的团委被北京评为先进团委。她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党员。
胡雪花春节放假时,回到忻县,吃晚饭时,便把自己在北京工厂的事告诉丈夫赵亮。赵亮好像很有兴趣地听着,待胡雪花说完后,他突然问:“你们那个厂长和记多大年纪了?”
“厂长四十来岁,记五十岁下。”胡雪花说。
“你们那厂长和记他们的老婆都长的漂亮吗?”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去过厂长记家,都没见过他们爱人,不知道!”胡雪花猜测赵亮在怀疑自己,不禁生气地说。
“你到汽车厂工作都半年多了,又给提拔成团委记,你一趟没去过厂长和记的家?”赵亮撇撇嘴,表示不相信。
“没去过就是没去过,你咋那么不相信人呢,你以为我干工作和你一样,净想着一些不正经的路子。”胡雪花有些生气
刘炳坤自从见到侯三变调到炉前班后,便问过他:“不是你肝有毛病吗,地区重工业局人事处拒绝接收吗,怎么,现在通过什么关系又调来钢铁厂,到炉前班了?”
侯三变笑笑说:“事在人为,你办不成的事,未见得别人办不成,和你对调,我转氨酶高些,让区重工业局卡住,但是和别人对调,地区重工业局就没卡主。”
“走后门了,我找他们说理去!”刘炳坤忿忿地说。
“你找谁说理去呀,人家让我又到忻县县医院检查了一下身体,出的证明是我肝没问题,重工业局一看没问题,当然批了,我先对调到食品公司,才又从食品公司调到钢铁厂的。”
“那个和你对调到食品公司的人挺有路子啊?”
“当然,不光她是主任,她父亲也在咱地区是个大官!”
“呦,是谁啊,说来听听。”刘炳坤好奇心大起,不禁问道。
“这个我可不能说,对调时我答应人家,换成后不要乱说人家名字,我就不能乱说,我要言而有信。”
“呵,你还挺守信用!”刘炳坤赞道,也并未把此事放在心。
过去几日,刘炳坤王大力偶然忻县街去买熟肉,走进食品公司营业厅,刘炳坤猛然想起那日侯三变和自己说的话,不禁随口问那给自己称肉的售货员:“小师傅,问一下,你这柜台以前有个售货员怎么不见了?”
“谁啊?”那个称肉的售货员问。
“就是调去北京的那位。”
“你说她啊,她对调北京工作了,当然见不到了。”那位售货员说。
“她叫什么名字?”刘炳坤问。
“你找她什么事?”另一位年纪大的售货员走过来问。
“我该她钱还她!”刘炳坤急中生智道。
“她叫胡雪花,该她的钱还我,我碰到她丈夫替你给他。”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说。
“她丈夫你能见到?”王大力插一句。
“他丈夫又没调回北京,经常能见到。”
“她丈夫是谁?”刘炳坤又问。
“叫赵亮,是钢铁厂的,你见她多少钱,交给我。”
“不是我欠她钱,是她欠我钱!”刘炳坤脑筋来个急转弯。
“神经病!”那年纪大的女售货员低声骂了一句,转身离开
“赵亮,问你点事?”刘炳坤截住赵亮。
“什么事?”赵亮站住。
“胡雪花是不是你爱人?”
“是啊,怎么了?”赵亮答。
“她是不是和咱们新调来的炉前工侯三变对调去的北京?”
“对啊。”赵亮坦然地答。
“你知道不知道我先前和侯三变对调过?”
“知道一点。”
“知道了,你还和他对调?”刘炳坤愤怒地说。
“我和你说,刘炳坤,你撒气找错地方了。我没和他对调,我要和他对调回了北京我还在这?我想和他对调,但是对调不成啊,他肝有毛病,咱重工业局不批呀!”赵亮一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
“于是你让你爱人和她对调,你爱人调回北京了。”
“那也不是我的主意,也不是我能力所能办到的,我也不太想让我爱人调到北京,你说她一个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单个在北京,我的心能放下吗?就和陈鲁平常年在北京一样,我看你也是常往北京跑,也是心放不下啊。哥们儿,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是该琢磨咱哥们咋能尽快调回北京的事,不然这两地生活,日久生变,真要各走各路了。”
正在刘炳坤为调不回北京而焦急的时候,刘炳坤的父亲来了封信,说以前的一个老下级来看他,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
两人闲聊中,刘炳坤的父亲问:“你们劳改农场能调进个人吗?”
“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劳改农场属北京劳改局管,劳改局属公检法管,但是他是劳改局的副场长,要想调进一个半个人,托托关系,问题还是不大的。”
“你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调你们劳改农场当个警察?”
“每年我们都有几个指标,因为这劳改农场虽然属于北京市,可离市中心快一百里路了,市里的警察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劳改农场工作又比市里其它公安工作待遇低,常有往市里调回去的,少有市里要求调劳改农场工作的,所以要经常补招些工作人员。”
“山西的行吗?”刘炳坤的父亲把刘炳坤的情况向他诉说了一遍。
“老首长,您别着急,我想想办法把这事给你解决了,但您先问问您儿子,劳改农场离市区远,他去不去。待遇低,又危险,他干不干,如果干的话,您给我打个电话。”
刘炳坤想了想,也行,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一百里,也比近千里近,虽然在劳改农场工作,总算是在北京工作,于是便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
等了一个月,又寄来信,让刘炳坤写一个申请表,就是申请调到劳改农场工作的请调报告,这个好写,刘炳坤和侯三变对调时写过,于是依葫芦画瓢又写了一张,夹在信中寄回,又过了一个月,又寄来几张履历表,政审表,让自己填,证明自己以前在学和厂里没有受到过任何处分,也没被公安局处理过,刘炳坤一一填写完毕,到厂里盖高原钢铁厂的公章,再用挂号信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