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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范仲淹及其《渔家傲》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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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的文学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无论是他的散文,还是他的诗词,大多取材广泛,容量博大,意境格调雄浑,生活积淀深厚,一扫唐末五代时期,对于文坛影响很大的浮艳风气,主张文学当风优厚薄,趋向复古。从这个层面上讲,范仲淹无愧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的称号。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化苦旅中,有这么一句话,那便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一旦为官,便无足观”这里的足观,大概是指值得称道的意思,按照这种逻辑,在古代的中国,文人和官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由此推算,我们可以想见,如果陶渊明当了官,便写不出那些名留千古的五柳先生传了,倘若柳宗元不被贬,就写不出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了,细细想来,事实也许的确如此。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对范仲淹的了解,是从他的岳阳楼记开始的。他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堪称格调高昂,意境博大的千古绝唱,道出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声,更是封建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时代最强音。那么,从这个层面讲,范仲淹首先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境界极高,胸怀极广的优秀文人。

    然而,范仲淹又是一位历史名臣,虽几经浮沉,但终究官位很高,做到了资政殿学土、户部侍郎,主张政治改革,加强武备,抗击西夏,成了一位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

    在他屯兵西北,抵抗西夏的几年里,他亲身体验到了环境的恶劣,战事的艰苦,士兵的惆怅和国家的飘摇,写下了四首以“塞下秋来风景异”开头的词作,渔家傲是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也最能体现范仲淹词作的特点,每每读之,总是常读常新。

    其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就是这首气势雄浑的词作,被许多评论家称为“穷塞主词”这一“穷”字,便大有文章,我认为它一定是范仲淹穷其政治经历、军旅生涯,毕其功于一役,呕心沥血之作,其字里行间渗透了厚重的历史感。

    而这种历史感,没有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是很难达到的。这首词大致写于1040—1042年之间的某个秋天,西夏军队大举攻宋,当时北宋的西北重镇延州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孤城独守,进退两难。造成这种危急局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北宋军队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北宋王朝长期以文官担任军事统帅,一味与敌对国家签合约,送岁币,使得本来就羸弱的国家更加“积贫积弱”很难以强有力的手段抵抗外辱。

    这首词,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范仲淹长期深入边塞,生活在军营,对士兵的内心有着深切的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向来有着良好的传统,国家的前途受到伤害时,当民族的矛盾上升到第一位时,绝大多数的人民,无论他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他的力量多么弱小,他总能抛弃自己的私利,离妻别子,奔赴战场“提剑独立顾八荒”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或生不逢时,或将帅不和——许多人总是壮志难酬,并由此而产生了“有国难报,有家难投”的悲愤——宗泽如此,岳飞如此,陆游如此,绝大部分具有爱国心的人都是如此。范仲淹对于这样的人,是体现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的。当然,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同时,通过这首词,我还读出了另外一层历史。古代的中国,大凡地处中原地区的政权,大多以农耕为主,经济较为发达;而北方则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经济落后,他们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能征惯战,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经常向中原腹地大举进攻。清算历史,我们便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原地区任何一个政权,向来都是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巨大压力的。而当时中原地区的统治者,除了极个别的,如汉武帝、唐太宗等之外,不知是胆略有限,还是习惯了偏安一隅,我们极难得地听到类似于霍去病北征匈奴的铿锵有力的马蹄声,慷慨激昂的军号声了。

    我想,大概是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范仲淹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建议,渴望北宋中兴,虽然最终失败,但他百折不回,忧国之心依然丝毫未改,体现了一个改革家的伟人风范,一个政治家的恢宏气度,一个“民族脊梁”式文人的忠义之心。

    如今,祖国的前途,不可谓不光明;供我们自由挥洒的空间,不可谓不广大。可是,在身边,我似乎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呜呼,哀哉!我呼唤——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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