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与重塑上

的力量犹如惠特曼，因此，他们有了巨大的胃口、旺盛的食欲和良好的消化功能，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文化、历史）是他们所不能下咽或同化的。也因此他们刚健、强壮、汹涌澎湃、激情饱满，他们高扬着民族文化的鲜明旗帜，阐释并宣扬着民族精神中更为宽阔的一面；他们既是经验的、感觉的、个体的，又是超验的、终极的、超越自我、超越民族甚至超越历史理性和现实感性的。

    因为他们过于宽阔，所以很难让读者能够从他们的文章中找到切中他们要害的位置。

    二、散文的文化语境和我对云南作者的定位

    汉语散文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从宏观来看，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从微观处看，在语言之中又隐含着不同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等。表现在文本上，就成为道德规范的宣扬、价值观念的导向、人格理想的认同、生活态度的参考和审美情趣的观照。

    散文和其他文体一样，她的健康发展首先取决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历史上来看，先秦诸子的睿智、两汉文章的雄健、魏晋六朝的华美、唐宋八家的深厚和潇洒、明清小品的秀逸与俊美等等都和政治开放、思想多元、艺术民主、个性活跃的因素不能隔绝。

    按照当前评论界普遍认同的分法，可以把云南的这些朋友全部划归第四代散文创作群体也就是“新生代”的范围（一般是指从1976年的随笔杂志在广州创刊为伊始，第一代是以巴金、冰心、施蛰存等为代表，第二代是以邵燕祥、刘征、流沙河等为代表，第三代以女性散文的崛起和学者散文为显著特色，以韩小蕙、张抗抗、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等为代表）。第四代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成长于动乱时期，学习于“白卷”、“反潮流”时期，毕业分配在调整时期，迷茫于改革开放的经济时期，以80年代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手记为代表，进而活跃着苇岸、老愚、胡晓梦、元元、鲍吉尔原野、安民、王开林等等，散文界频频出现“上升”、“火鸟”、“天空”等词汇，标志着年轻一代不可遏止的超越激情和才华。如果说当时他们共有的东西是“青春”的话，莫若说他们更有一种超越的“自觉性”以此来为这些云南的朋友定义，我以为更加贴切与准确。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明显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传统散文模式的超越而表现出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当然，在这一点上还有更多其他朋友也在孜孜以求，刚刚到来的山中万户侯朋友的文章也给我相当的视觉冲击和阅读快感）。

    目前中国当代的散文语言自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个性，正在或者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小气候”这个现象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对散文来说，通行的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不足，让写作者在其中受到种种限制，而给读者造成千篇一律的阅读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本来可以是一场气势恢宏、场面壮观的交响乐演奏，现在几乎成了一种单独乐器的独奏专场。

    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我在这里说的目前中国当代的散文语言自觉，所指并不是某个人的语言修养和语言能力的展示与提高，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对现行语言标准充分承认的前提，这个问题提出的意义是个人的，而非语言的；次之，我的所指也不是作家的语言哲学观念，譬如在“第三代”诗人面前“诗到语言为止”、“语言即世界”等观念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毫不例外地波及散文界，但是这个问题最好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讨论，这样就可以在不涉及过多的参与者、不涉及具体的创作、不涉及语言种类（如现代汉语）的范围之中讨论。在这里，重要的是散文作者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创作实践中各自的困惑、反思和内省之道。

    因为云南作者群在散文创作中所裸露出来的彩云之南众多民族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散文魅力，因此，探讨散文语言的地域特色，引起我浓厚的兴趣。也就是说，我想和朋友们讨论的是有没有可能让民族语言也进入我们的散文创作，从而让散文的语言也成为像地域文化一样鲜明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重塑。更加因为这些朋友的散文相当成熟，文本规范，深具创作活力，在请教了张乃光先生并初步沟通了一下以后，我揣揣不安地写下了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