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笛无腔信口吹——也谈散文

    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两大源头。散文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一书中的文章有体条，该条记杨东山论文曰：“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里所说的“散文”的含义，是同韵文或骈文相对而言的“散行文字”并不同于现在的散文概念。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散文一词，是混杂于笼统的“文章”概念之中，即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也包含非文学的文字。真正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是“五四”以后才有的。

    古典散文的核心是“载道论”：代“圣贤”立言，载不变之“道”因此“文以载道论”（“文”只是载“道”的器具）是其“主流”意识形态“最高”作文典型；而“情理交融论”或“情文并茂论”只是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之中，理、情、文的秩序是既定的，不可随便更改的，所以“理”便成为其魂魄。因此，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萧云儒在采纳师陀、王尔龄等人部分意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其实质是通过持论的全面，阐述的确切等找到了“散文贵散”与“散文忌散”二者各执一词之说的平衡点。他在文中说：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会写散文的人总是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见闻中有所触动，于是随手拈来，生发开去，把深刻的道理寓于信笔所至的叙述中“这一论述被当作一个很有见地，也相当有概括性的命题，在一个时期以来的散文研究与鉴赏实践中，受到相当的重视，是并非偶然的。低估这一命题的意义也是不当的（韩少华）。”从萧云儒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提出的的“神”就是古典散文中的“理”钱钟书曾经对此说也进行过深入的探本求源的论述。韩少华则又依据钱钟书的思路，指出“形散而神不散”之说，与列子?皇帝中“心凝形释”的说法颇有共同之处，具有相当的对应和类比性质，而且用语简括，概念现成，有较强的表现力。自从“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提出来以后，数十年间，人们便把它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尺，以散文的“神”为制高点来统领一切，在写作和鉴赏中时刻注意“神不散”时时顾及、纷纷靠拢，要求每个细节都要指向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林非、金长民、陈登报等为代表的部分散文作家和评论家，纷纷开始批评、诘难“形散神不散”之说，认为这一理论“强硬地驱迫创作循规蹈矩就范于这一先验性的框架，缤纷多彩的世界（情感世界、客观世界）变成了任意切割的对象，或者经过削足适履的剪裁，硬性地注入这一模式，对生活的流动形态和自然天放的情感历程视而不见。在‘神不散’的主导下，‘形散’也无非是多列举一些事实，在通向‘神’的道路上多设置几处回廊，从根本上失去了美学意义。”

    稍微梳理一下散文理论发展历史，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散文的文类表明，散文的理论即是否定一套严密的文类理论。诗学之中没有散文的位置。散文的文体旨在颠覆文类权威，逸出规则管辖，撤除种种模式，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南帆）。”无论理论界如何说，散文由“议论”转向“抒情”就是“保持个人话语的充分自由”这是散文发展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虽然当代抒情散文的实际发展却割断了和现代散文的精神联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和古典散文的传统衔接了起来，较为普遍的表现是“自我”的隐匿、逃避倾向和“主体”人格的弱化乃至丧失。所引发的后果是当代散文泛化的“抒情论”：抒“人民”之情，扬“时代”精神。这一点颇为令人遗憾。

    刘锡庆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又深入而精辟的分析，他说：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

    “散”即“散行成文”；“文”即“文学”；“自我”即创作主体，其本质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写法，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篇章，即谓之散文。现在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再回头看看散文的本质特征：

    一、表现自我的主观性

    散文所表现的，主要是作者的感受——或感物之情，或所感之物，都离不开“感受”二字。这感受，就是情。无论是写景、写人、写事，目的还是在于抒写自己的主观感情。

    散文总是从我说起，它所感的兴趣是与我有关的事件、经历、情绪和感受，是作者在一种自立的心态中不带任何表演意识的直白坦示，是检点自身、观察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以自身感受为纱布、以道德为刀，在散文这张手术台切割自己内心的过程，是以状写自己之情唤来读者之感，无论求真求境求美，都讲究的是写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入。

    二、排斥虚假的真实性

    散文是一种面对自身的文体“表现自我”与“排斥虚假”关系极为密切。但“主观性”与“真实性”仍然有所不同：前者重在“表现”与“再现”相对，后者重在“实录”与“虚构”相对。

    散文的“近于纯粹个人化性质，使它比任何文体都要更加重视诚实而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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