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泰丰说,这确实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也是这次行动最大的难题。因为不可能预料到出现的意外,我们只能在总体上,进行一些防范。比如说,我们将部队到达指定位置的行动时间,安排在晚上十点,就是考虑到,这时,交通情况很好,便于部队行动,而街上又还有很多参加夜生活的人流,部队的行动,不至于很显眼。至于总行动时间安排在凌晨四点,正是考虑到目标人物的活动规律,他们往往两点以后才上床睡觉,四点恰恰是他们警惕性最差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留滞地点相对固定的时候。陈光接过话头说,部队十点开始行动,我们计算过,到达指定位置,最多需要四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晚上十一点之前,所有关键部位,都在我们的控制掌握之中。从十一点到凌晨四点,有五个小时时间。这五个小时,有利于我们发现意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我们也要求各行动小组,极个别特殊情况,可以灵活处理,比如某个目标人物有驾车逃脱嫌疑,可以演习的理由,将其控制赵德良说,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把所有的困难,都想到了。陈光请赵德良作重要指示。赵德良摆了摆手,说,话我就不讲了。你们的工作,我不十分了解,说了也都是外行话,贻笑大方嘛。将事情从头至尾想一想,唐小舟明白一些事了。那天,赵德良之所以将杨泰丰紧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确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次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而这次政治危机,看起来还仅仅只是萌茅,并没有显现,他叫杨泰丰过来,是考虑商量一种应对危机的办法。或者说,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扭转局面。就在等杨泰丰的那段时间里,赵德良站在窗前,面对着香摔树,把各种情况进行了思考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此时仍然想突破,那是不可能的。希望获得突破只存在两种方向,一是将那些脱逃者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抓回。干这件事,成本巨大且不说,完成的可能性极小而风险巨大,搞不好再一次授人以柄。二是阻止那些公安局长上报所谓未见黑恶势力的报告。要阻止此事,只能靠强大的行政能力。在自己并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情况下,赵德良如果蛮力去干,同样是一次危机,一旦被对手拿去做文章,更加难以收场。既然不可进,那就只有退。退其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溃退,一种是战略转移。以赵德良的性格,自然不甘认输,不肯溃退,只能是战略转移,退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进。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德良明白了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一定要让对手觉得,自己是溃退了。赵德良到底是当时就已经想好了后来所有的步骤,还是计划走一步看三步,
唐小舟无从估计。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赵德良,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退,二是随时准备着,将来再进。因此,杨泰丰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有了主意,不需要商量了,只是征了几句闲话,便让杨泰丰走了。让唐小舟更感兴趣的是,赵德良到底是想好了后面所有的步骤,还是边做边想边完善?现在总结这一过程,显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骤,他虽然决定退,但表面上,还在坚持,仍然要求唐小舟以联络员的身份,奔波于各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赵德良只是无可奈何地硬撑,只是为了退得面子不那么难看而已。第二步,便是真正的退,那就是在常委会上被迫宣布扫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走这一步时,必须有一着应手,让所有人相信,赵德良真的山穷水尽了。没有这一结果,那些逃脱的涉黑首要人物,就不可能去而复返,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总反击。接下来,便是北京调查组的调查以及诫k谈话。当时就曾有一种传言,说北京调查组,其实是赵德良自己请来的。现在看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赵德良不仅请了北京调查组,而且,和高层达成了高度默契,由高层配合,制造了一系列溃退假象。北京调查组是其一,诫k谈话是其二。当时甚嚣尘上的赵德良即将调走传言,只不过是小擂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恰恰是趁着这个机会,赵德良和北京有关方面开始部署第三步,即总反击。这所有一切的前提,在于赵德良的所有行动,得到了北京方面的全力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难得。唐小舟由此想到吉戎菲曾说过的一番话。她说,省里要讲权力平衡,中央更要讲权力平衡,某个人想独揽大权,中央是绝对不会同意也不会让其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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