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年8月12日,刘裕亲率北伐军从建康出发,另派: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从淮淝攻击许昌和洛阳;新野郡长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攻击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攻击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郡长刘遵考,率水师舰队攻击石门,从汴水进入黄河;冀州督导官王仲德,率前锋各军,开掘钜野沼泽,直入黄河。
与建康留守官员一样,这五路大军的将领也全是刘裕的嫡系,刘遵考还是刘裕的堂弟,战斗力和凝聚力都非同寻常,刘裕一声号令,五路大军同时并进,直扑后秦领土。
临行前,刘穆之勉励王镇恶说:“总司令把讨伐秦国的重大责任交给你,盼望你不要辜负了总司令的信任啊。”
王镇恶异常坚定地说:“我若不能克复关中,发誓不再南渡长江!”
无论是刘裕的排兵布阵,还是刘穆之的谆谆劝勉,都表明王镇恶在此次北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并非他足够出类拔萃,虽然军事才能确实不错,但性情贪婪,素质低下,从综合能力来看,与其他将领相比,顶多也只能算是个二流人才,而之所以得到重视,还是因为其家族背景。
前秦与后秦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虽然后秦立国已久,但这一仇恨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关中百姓眼里,仍然不容小觑,而王镇恶作为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对后秦更有别样的感受。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与毛修之不同之处在于,毛修之与西蜀的仇恨是双向的,但王镇恶与后秦的宿怨则是单向的,刘裕制止毛修之入蜀,是考虑到其负面效应,而力捧王镇恶北上则是发现了积极作用。
后来王镇恶果然不负众望,成了平定关中的一把利剑,让姚氏一族苦不堪言。
几天后,刘裕抵达彭城,授意朝廷加授自己兼任徐州督导官,然后任命居住在当地的太原人王玄谟为参谋长。
王玄谟是毛遂自荐,近届三十的他,仍旧一事无成,得知东晋大佬刘裕从家乡经过,顿时义气风发,准备到军中谋求富贵。刘裕正值用人之际,眼见这人神采奕奕,又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模样,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好一阵回味之后,决定也给眼前这大小伙子一个机会。
但刘裕却不知道,遭遇相同,未必就能有相同的收获,至少王玄谟远不如外表看起来那么精彩纷呈。
与此同时,檀道济和王镇恶等人,已经率先进入后秦境内,大军所指,全部传来捷报:后秦将领王苟生献出了基地漆丘,投降王镇恶,徐州督导官姚掌,献出州政府所在地项城,投降檀道济,于是其他边防重镇也都纷纷投降。
只有新蔡郡长董遵坚守城池,不肯屈服,但很快也被檀道济打败,不但城池没保住,脑袋也搬了家。
王檀二人一路所向披靡,乘胜向西推进,不久便攻克许昌,生擒了后秦颖川郡长姚垣,以及大将杨业。
东晋北征军的其他几路也都很顺利,沈林子的水师舰队从汴水进入黄河,襄邑人董神虎,聚集民众一千多人,投降沈林子,然后带头进攻仓垣,十分勇猛,直接迫使后秦兖州督导官韦华献城投降。
但董神虎到底随意惯了,目无军纪,不服主帅调遣,得胜之后居然兴奋地回老家炫耀功勋,沈林子毫不犹豫地斩了他,以正军威。
另一路王仲德率水师舰队进入黄河后,快要逼近北魏所属的滑台,北魏兖州督导官尉建,被敌军吓得魂不附体,直接放弃滑台,率部北逃。
王仲德于是顺势占领滑台,对外宣称晋政府本要用七万匹绸缎,向魏国借路,想不到守将跑得那么快,都没来得及交涉。
拓跋嗣听到这种羞辱,大为愤怒,立即派叔孙建、公孙表,从河内进军枋头。
两人接着渡黄河南下,把败逃的尉建带到滑台城外斩首,把尸体投入黄河,然后遥遥地质问晋军,为什么要侵入魏国国土。
王仲德让军政官竺和之回说:“刘总司令派征虏将军王仲德,顺着黄河攻击洛阳,为的是打扫和祭祀皇家祖先的坟墓,绝不敢与贵国为敌,而是贵国守将自己放弃滑台,王将军不过暂时借用这座空城,休整完兵马,立刻就要西上,对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没有影响,何必挥旗擂鼓,耀武扬威?”
拓跋嗣越想越不痛快,派出两员大将之后,又派使者当面质问刘裕,刘裕赶快向使者道歉,一脸郑重地回说:“洛阳本是晋国故都,可是羌人却盘据不去,晋国整修皇家坟墓这件事,计划了很久,桓姓家族、司马休之、司马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都是晋国的蟊贼,而羌人却收容他们,给晋国制造无穷祸端,而今晋军大军讨伐,不过盼望贵国借一条通道,绝不敢有冒犯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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