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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百姓监督亦乃我大明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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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跟前去。

    如今的满朝文武之中,又有几个在公德和私德上都超过海瑞的清官呢?

    朱翊钧心里清楚,“干净得无可挑剔”,就相当于一道限制官僚裁员资格的高门槛。

    明朝三百年的官僚集团中,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再说徐泰时又不是没有退路。

    倘或朱翊钧现在一下旨,徐泰时大可以上疏乞骸骨,撂了太仆寺的摊子,回苏州老家继续建他徐家的园林去。

    人家的主业是晚明有名的建筑家兼园林设计师,当不当官都不影响他成为苏州名园的建造者。

    说不定当了官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才智难伸呢。

    因此朱翊钧当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徐泰时身上。

    “本”不是徐泰时,治了徐泰时也对马政无益,还不如太平些省省力气。

    按照崇祯皇帝的经历来看,官僚集团是有反弹作用力的。

    皇帝往下颁布的每一个政策都会被官僚集团成功反击回来,最终受害者不是转嫁给朝廷,就是转移到百姓头上。

    所以李自成后来造反的时候在檄文中就十分同情地评价崇祯皇帝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意思就是,皇上其实并没有多坏,却总是被包藏私心的臣僚们蒙蔽着,因此天下百姓才以为皇上像隋炀帝与汉桓帝。

    推己及人,朱翊钧虽然没有乾纲独断的性子,但也并不想当一个时刻被反贼深深同情着的皇帝,

    “马政吸食的是百姓的血肉,朕不过是少了几匹马,百姓却是有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之忧。”

    “既然太仆寺的运转用的是百姓上缴的俵银,那理应由百姓来监督太仆寺的收支出入。”

    太阳渐渐沉了下去,殿内的光线也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来。

    皇帝的脸从昏黄惨淡的阴阳交界处摆脱出来,变成一种肃穆得近似于朝奉祖先的表情,

    “太祖皇帝当年颁布的《大诰》中,不就有一条‘民拿害民官吏’例吗?”

    以明朝历代帝王的经历来看,和朱翊钧一样当过“老百姓”及“普通人”的只有朱元璋。

    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于某种程度上和朱翊钧是相通的。

    朱元璋也认为真正能阻挡官僚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因为官僚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所以只要民众能保护好自身的血汗,官僚集团便无处入手。

    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因此朱元璋在建国之处就颁布了法律地位和量刑程度都远重于《大明律》的《大诰》。

    其中特别针对害民酷吏设置了许多“群众监督政策”,规定百姓有权力将害民的基层官吏绑缚进京,交予皇帝处置。

    换句话说,“群众监督”也可算得上是一项朱元璋当年精心布排的“大明祖制”。

    现代老百姓朱翊钧为了发布自己构想中的“群众监督政策”,不惜拖出朱元璋的“群众监督政策”作投路石。

    张诚回道,

    “太祖爷用心当真艰深。”

    张诚只说了那么一句,接下去就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张嘴了,

    “皇爷若是举棋不定,不如先将马政的事放一放,这辽东呈来的奏疏……”

    朱翊钧却不肯放过他,

    “朕是想恢复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如何在你看来便是举棋不定?”

    张诚张了张口,道,

    “太祖爷虽有祖训,但《大诰》早就在建文……庶人主政时就被废除了。”

    “后来成祖爷为维护祖训起兵,即使恢复了《大诰》,但在永乐十九年时也下旨说要一律依《大明律》拟罪,不许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仁宗爷即位后更是以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文武官为有伤大体,下令只许被害之人赴合上司陈告,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张诚罗列完朱元璋之后三位大明天子对《大诰》的实际态度就不吭声了。

    事实上他也不需要吭声了,事实胜于雄辩,朱元璋生前最看重、最宠爱的两个嫡亲孙子在即位之后均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废除了《大诰》,足可见《大诰》在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受待见。

    张诚虽然不敢把话说得太直白,但他的逻辑很明晰的。

    明太祖特别赋予了百姓群众监督的权利,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还专门写了《皇明祖训》来预防,却不想后头那三位皇帝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又回到了红巾军起义前的历史起点。

    反正遵守祖训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去理他,硬要去废除他定下的法度,朱元璋也不能从明孝陵里爬出来教训他们。

    但是换个角度讲,能让子孙后代昧着良心也要废除的法律,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想来也不大甚高。

    倘或撇去因“靖难”旗号而不得不将“祖制”奉为圭臬的明成祖,建文帝和明仁宗共同选择为官僚集团撑腰,想来也是为了维护帝王之尊,而非是想为虎作伥。

    帝国体制下,官僚集团总喜欢将皇帝的个人利益与自身的集团利益相绑架,以致于皇帝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候并不能完全一致,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难怪海瑞生前提及恢复祖制时,众臣议论纷纷,太祖皇帝仁德爱民,后世却反道其残暴酷虐,想来这也是大臣们的说法。”

    朱翊钧开口道,

    “他们污蔑太祖皇帝,实际就是不愿见到百姓能有权利去监督他们,这和他们后来对付海瑞是一样的道理。”

    张诚道,

    “百姓也不全是好的,就是太祖皇帝在时,也有刁民倚仗‘民拿害民官吏’例侮慢官长,借机横吃横喝,敲诈勒索,甚至在拿获贪官污吏后私作交易。”

    朱翊钧回道,

    “官吏才要分清官和贪官,百姓就是百姓,何必要分出好坏?”

    “世上之人无有十全十美者,倘或一个国家非要百姓十全十美才能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那这个国家奉行的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政’。”

    皇帝说着,一面拿起张诚方才搁在御桌上的奏疏,一面认真道,

    “要百姓监督,只靠邸报让百姓知晓衙门的收支明细是不行的,必须得要让百姓有权投票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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