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陋规才是铁律

    朱翊钧在实际获得努尔哈赤的动静之前，先见了一回徐泰时。

    由于见徐泰时是徐泰时自己的要求，因此朱翊钧在见到徐泰时之前，就知道晚明的马政已然是败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条经验也是朱翊钧在穿越后自己总结出来的。

    他发现晚明的官员在庶务上表态得极多，能为皇帝说明一个政策来龙去脉的人却极少。

    一般当一个机构的官员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解释一个政策中的种种漏洞时，就说明这个政策的漏洞已然成了连皇帝都不可动摇的陋规铁律。

    朱翊钧虽然归纳了这条经验，但他知道这条经验的最终实践其实多应验于崇祯朝。

    当年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曾经像国民党垮台之前一般向群臣发出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号召。

    当时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针对皇帝的这一号召上了封《劝廉惩贪疏》，在疏内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细账。

    他明言大明的每个官位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不是因为大明的官太爱钱了，而是因为做了大明的官之后，如果不爱钱，他就无法在大明官场生存下去。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韩一良还以自己两个月内推掉五百两官场交际费为例，形象生动地向崇祯皇帝阐明了大明官场的腐败已经到了如何触目惊心的地步。

    崇祯皇帝看了这道奏疏，激动不已，以为韩一良是大明难得的忠正之官，立刻将他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

    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王永光跳了出来，请求皇帝让韩一良指出行贿的具体人名来。

    韩一良立刻变得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表现出一副不愿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皇帝准许他密奏。

    不想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皇帝不得不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当面对质，坚持要求韩一良说出那向他行贿“书帕五百余金”的腐败份子究竟是谁。

    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皇帝一再发问，韩一良就扯旧事。

    君臣对峙了几个回合之后，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崇祯皇帝大怒，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将他革职为民。

    韩一良宁可教崇祯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也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就是因为明末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了连皇帝都难以遏制的普遍规律。

    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不够花，所以官员们爱钱有理，他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

    韩一良能诚实而正直地将官员明码标价的受贿事实有理有据地上呈给崇祯皇帝，就是因为他知道以当时的情形而言，崇祯皇帝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和手段去根除或惩治腐败了。

    所以朱翊钧对徐泰时主动要求向皇帝阐明马政情由这件事表现得并不怎么高兴。

    虽然徐泰时在史书上的人设的确是“性耿介，敢直言”，但若非晚明的马政坏到了一般境界，徐泰时是决不肯如此慷慨陈言的。

    当然朱翊钧心里对徐泰时的求见还是存着一点儿侥幸的。

    徐泰时是因为李太后修过慈宁宫、万历皇帝修过陵寝而被升擢为太仆寺少卿的，无论如何也算个办过实事的能吏。

    再加上他是申时行的堂弟，既能甩锅又能改革，可进可退，他代表太仆寺向皇帝秉呈现状，未必就是一味地想墨守成规。

    朱翊钧给自己做好了这两种心理准备，这才在文华殿中召见了徐泰时。

    文华殿还是一如既往地华贵而清冷，金砖地衬琉璃瓦，红梁柱配高足炉。

    徐泰时躬着腰，穿过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门，缓步走进殿中。

    朱翊钧定睛看去，只见他身穿大红纻丝麒麟服，腰系茜草素金带，胸前是一块方方正正的云雁补子。

    徐泰时今年才四十八岁，在晚明官场上还算年轻，他面皮白皙，带有风尘色，下颏有点尖，配着疏疏朗朗的胡子，显得十分清瘦。

    徐泰时走到殿中就跪了下来，神态谦卑地向皇帝行礼问安。

    朱翊钧虽然在穿越后象征性地出席过不少常朝，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打量过每一位官员。

    他将低头跪地的徐泰时细细观察过一番后，方才惯常性地垂下眼帘，道，

    “成祖皇帝尝云，‘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

    “如今朕欲操练亲军，下旨调马六千五百匹，徐卿却于此时上疏求对，不知是何原因？”

    由于朱翊钧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他此刻的问话语气十分和蔼，听起来毫无诘问斥责之意。

    徐泰时回道，

    “寺库缺乏，胡马不堪寄养，边镇马政废弛，臣等无才，皇上今所需之内军马匹，太仆寺实在难以调拨。”

    “还请皇上遣使南京太仆寺，或下旨兵部，如今一切军需，皆从本兵征调，王一鄂曾巡抚宣府又总督辽蓟，于兵事而言，臣远不及王尚书矣。”

    “本兵”是明朝兵部尚书的别称，在这里指代的是万历十六年的兵部尚书王一鄂。

    朱翊钧一听就知道徐泰时这是在把责任推卸给兵部，不过他可不上当。

    明朝马政的基本制度是“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前者实行于西北和辽东，由苑马寺和行太仆寺负责供应戍边部队所需马匹。

    后者实行于南、北两直隶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由南、北太仆寺掌管，其所得马匹主要供给京营骑操。

    因此太仆寺虽然隶属兵部，但是民牧马匹的具体事务从明初开始就一直由太仆寺打理。

    按照晚明的情形来看，皇帝若想给自己的禁军装备战马，一般只能寄希望于太仆寺。

    倘或去下旨垂问兵部，兵部大概率也是再下一道指令反问太仆寺。

    九边的马匹数额原本就入不出敷，除了太仆寺，兵部尚书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比皇帝还要多一条调马的路子。

    而且虽然两京太仆寺格局相似，但南太仆寺只管理南直隶地区，北太仆寺却管理着北直隶、山东三府及河南的三府一县。

    自正统十四年后，北太仆寺所督理的民间孳牧，除了原有的种马外，还多了寄养马。

    因此于民牧而言，无论是范围还是深度上，北太仆寺都远远胜过南太仆寺。

    朱翊钧心里清楚，马政一旦溃烂，那么南太仆寺一定比北太仆寺的情形还要糟糕许多。

    “朕记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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