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朕的拒谏表示得十分婉转

好好讨论一番。”

    朱翊钧把这桩事推给了万历十六年的两位礼部尚书，

    “此事不必着急，名不正则言不顺，礼部有甚么意见，只管让他们呈禀上来便是。”

    张诚应了一声，但听朱翊钧继而又道，

    “对了，年前申时行不是上疏说朕好久没听过日讲与经筵了吗？首辅既让朕不拘时日，随便宣召，正好，朕今日便想与他讲上一章。”

    张诚一愣，全没想到皇帝会突然起了这个兴致，

    “这……皇爷要听日讲，奴婢必须预先将所讲经书放在文华殿的御案上，这才能……”

    朱翊钧一挥手，道，

    “无妨。”

    说罢，便要下榻更衣。

    张诚只得遣人前去传旨。

    这是朱翊钧当皇帝之后总结出的第三条经验。

    遇到臣下试探，于事上可缓，因为事缓则圆，但于态度上，一定要十分坚决，最好一次就能把人唬得再也不敢开口。

    半个时辰后，文华殿中。

    朱翊钧端坐在御座上，龙屏向南，御座之东设御案，御座之南设讲案，案上各放了一本《贞观政要》，是朱翊钧刚刚命张诚送过来的书，

    “先生，魏徵为人好不好？”

    申时行于讲案后倾身道，

    “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乃一时之贤臣也。”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朕却以为，魏徵先事李密，后事建成，建成为唐太宗所杀，又事太宗，这等忘君事仇的人，不见得好。”

    申时行敛眉道，

    “皇上以人臣大义责备魏徵，果是大节亏玷，但其事太宗，却能尽忠。”

    “当初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后来佐汤伐夏，成了大功业，就是商之元圣。”

    “管仲初事公子纠，齐桓公杀子纠，管仲又事桓公，一匡天下，孔子遂称其仁。”

    “唐太宗初定天下，延揽英贤，但能忠于所事，即加信用。”

    “自古创业之君如此者甚多，即如我太祖高皇帝开创之时，元朝旧臣未尝不用，如刘基、陶安、詹同辈，都是元臣。”

    “魏徵谏太宗，如‘十思’、‘十渐’等疏，皆是忠言谠论。”

    “圣人云，‘不以人废言’，如《政要》所载魏徵之言，亦可备皇上采择。”

    朱翊钧淡淡道，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也不见得好。”

    申时行忙附和道，

    “唐太宗于伦理上果有亏欠，闺门亦多惭德，独有纳谏一节，为帝王盛美，所以称为贤君。”

    “皇上以家法不正贵之，诚为确论，家法第一要紧，如我太祖家法，贴之圣子神孙，万世无敝，真是度越千古，此皇上所当谨守遵奉者。”

    “若论前古帝王，惟尧、舜、禹、汤、文、武是圣人，毫无可议。”

    “愿皇上以二帝三王为法，区区唐太宗，委不足言。”

    朱翊钧笑笑，道，

    “依朕看，《贞观政要》不讲罢，朕曾看《礼记》，着以《礼记》进讲。”

    申时行回道，

    “古称为国以礼，《礼记》中多有格言，进讲甚好。”

    “但宋儒曾说，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

    “史鉴亦不可不讲，臣记得孝宗皇帝在时，曾命阁臣纂辑《通鉴》一部，名为《通鉴纂要》，此书原备经筵进讲。”

    “若将《通鉴纂要》与《礼记》间讲，可以知古今成败得失，为修省鉴戒之助。”

    “又宋儒真德秀有《大学衍义》一书，世宗尝命儒臣进讲，候《尚书》讲完，再讲《大学衍义》，则经史格言皆在其中。”

    申时行侃侃而谈，仿佛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日讲该用甚么教材好。

    朱翊钧是相当佩服申时行的，自己明明是在讲不愿臣下多言进谏，给申时行两三句话一转圜，忽然就变成要皇帝效法二帝三王了。

    “臣之事君，犹子事父，父不幸有难，为人子的岂得背父而逃？”

    朱翊钧重复强调道，

    “为臣的忘君事仇，大节坏了，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魏徵不是好人，《政要》不必讲，今后只讲《礼记》。”

    申时行应道，

    “皇上天纵聪明，日新学问，其于剖析义理，权衡人物，是非贤否，卓有定评，非臣愚昧所及。”

    朱翊钧笑道，

    “自古论人，于三代之上不可不严，于三代之下不得不恕。”

    “而唐虞三代之德，《尚书》备载，唐虞三代之事，至于《礼记》。”

    “得失善恶，无如五伦之重，五伦失一，则不得为人。”

    申时行复应道，

    “纲常伦理，乃自古帝王所以立国，臣子所以立身，不可一日而不明，圣训昭然若揭，臣不胜仰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