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辅导太子

病至委顿，四肢拘挛，转侧须人，昼夜涕泣，思臣一见面，臣闻之肝肠迸裂，呕血几绝。按京臣省亲，具有定例，臣不敢破例请假，惟是巨病势危，万万不堪供职，仰祈我皇上圣心垂怜，赐臣解任回籍，庭母子得一相见，倘臣母得保余年，臣溘然长逝，亦无所恨。

    于是，皇帝朱笔亲写一道慰留的手谕，命侍读学士德格勒去颁示。德格勒是旗人，跟李光地同年好友，旗人深通汉文的不多，所以德格勒自视甚高，平时最喜欢放言高论，批评别人的学问文章，但对汤斌是相当佩服的，所以皇帝派了他这样一个差使。

    等到摆设香案，跪听宣谕以后，汤斌的心情相当复杂，感激与失望交并，而继母的病况，颇为严重，考虑再三，还是要上奏辞官。

    他的第二道奏疏尚未着笔，皇帝倒先传旨召见了“汤斌，”他说：“我知道你纯孝，视继母如生母，不过你又何忍舍我而去。我如今有个两全之计，我赐你一座住宅，你把你的继母，接了来奉养，不就行了吗？”

    皇帝是想得很好，无奈事实上办不到，因为轩太夫人病势很重，长途跋涉，极其劳累；加以汤斌又绝不愿利用大臣的地位，要求沿途地方官办供应，瘦驴破车，鸡声茅店，从河南一路颠簸到京师，非送掉老命不可，而且轩太夫人足迹不出里门，也未见得能服京师的水土，所以汤斌坚辞不受。

    “臣母已老，万不能来。”他磕着头说：“皇上不舍臣远离阙下，臣请解职回乡，省母以后，仍旧回京。明史大事，臣愿效余生，以白衣暂领史局。伏乞皇上天恩允准。”

    “我实在不能放你。暂且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过过了十天，不见皇帝提起，在汤斌焦急无计；在余国柱等人，却当他是恋栈，看皇帝不准他辞官，大失所望，因而一不做，二不休，放出去一个极恶毒的谣言。

    这个谣言是说，皇帝对汤斌异常不满，因为他不识抬举，要拿他纳入旗籍，汉人入旗，变为满军；归一旗的都统管辖，指定地方居住，等于行动失去自由，从此怕回不得家乡了。所以一时关心汤斌的人，无不大为着急。正好汤斌上朝，因为病体衰弱，由人扶着上轿，见到的人，以为汤斌是被强制执行，奔走相告，说“汤尚书入旗了！”于是有人为他掉眼泪，有人为他奔走——大多是江南的京官，集会商议，决心去击“圣闻鼓”鸣冤。后来得到消息，说是属于误传，实际上并无其事，大家方始散去。

    汤斌经此刺激，病体越发不支，但在这种局面之下，惟有委屈隐忍，抱病入宫；皇太子一看汤斌的脸，大惊失色“师傅！”他说：“你病得这个样子！”

    皇太子很敬重汤斌，当天就去见皇帝，将他的情形详细奏陈。皇帝考虑之下，认为汤斌不宜再担任辅导东宫的重任务，因而一面遣御医为他诊治；一面将他调为工部尚书。

    就在这一天，内阁奉旨议事，汤斌因为东宫进讲的缘故，自然不能参加，只是忘掉声明；这一下，左都御史王鸿绪便又算抓住他的短处了，指使御史，上奏弹劾。

    弹章一上，照例交议，余国柱等人所拟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降二级实在是降七级，因为汤斌原有降五级调用的处分，特旨留任，如果此时奉准调用，当然连同前案，一并计算，立刻可以降为从四品的官员。

    这是恶毒得已非常露骨的手法，蓄意要撵走汤斌，吏部尚书陈廷敬，心怀不平，要为汤斌说话“最近刚有同样的案子，失朝不过罚俸半年，”他说：“何以独对汤斌尚书不公？”

    余国柱等人不听，照原议复奏，以为这下子一定可以把汤斌打下去了。

    再也没有想到，皇帝的批示是：“着即留任。”一而再，再而三地扳不倒汤斌，明珠和他的走狗们害怕了，相顾失色地表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担心皇帝不是偏爱汤斌，是对他们的警告，言不听，计不从，祸将不远；同时也担心汤斌会因此报复。

    确有人劝过汤斌报复。在他病中，来探望的络绎不绝，有人劝他委曲求全，向明珠说几句好话；或者托人出来，居间调解，汤斌当然不肯这么做，他泰然笑道：“我生平养命自安，如今年逾六十，夫复何求？”

    再有些人是劝他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像郭琇就是如此“此辈小人，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不晓得利害。”他说“此辈的阴私劣迹，都在老前辈的肚子里，何不拿它一股脑儿抖露出来？倒看看谁忠谁奸，谁善谁恶？”

    “不！”汤斌不便说自己不愿多事，用轩太夫人来作推托“老母在堂，不敢这样做！”

    他是如此宅心仁厚，不肯伤人；而明珠、余国柱骑虎难下，准备找一个极严重的事由，如谋反大逆之类，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置汤斌于死地。

    于是首先指使国子监祭酒翁叔元，上奏指汤斌的理学是“伪学”也就是指汤斌为伪道学。这个昧良心的奏折，为翁叔元带来了“加官之喜”明珠保荐他升了少詹事，但也为他带来了一场传遍京师的大羞辱。

    政治有是非，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同情汤斌的人，亦无从为他声援，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汤斌的理学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实践，昭昭在人耳目，岂容污蔑？而且政治的争斗，牵涉及于学术，竟至诬指其为“伪学”无论如何是件不可恕的事，因此翁叔元为士论所不齿，其中最不平的两个人，除了口诛以外，还展开了笔伐。

    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皇帝亦久闻其名的“三布衣”之一，因为保荐误时，未能参加“博学弘词”荣典的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宁波人。当叶方蔼任明史总裁时，荐他充任纂修，食七品俸禄；并特许他参加会试，他在京师是个大名士，会试的考官，都以收录这个门生为荣，照常理说，进士及第应如探囊取物；谁知姜西溟嗜酒如命，每次入闱都喝得醺醺大醉，试卷违误了规定的格式，致考官爱莫能助。

    有一次倒是没喝醉，写作俱佳，格式也对，缴卷时，受卷官随手翻一翻，指出一处问道：“这两句话，有出典吗？”

    “那两句话出于李商隐的诗，”姜西溟不假思索地反问一句：“你没有读过李义山的诗？”

    受卷官大怒，但亦无可如何，只有暗箭伤人，把他这本卷子摆在一边，不发誊录，考官根本看不见他的文章，自然无从取录。

    以后他又为明珠慕名延聘为西席，纳兰性德对他的文采，倾倒备至，殷殷向学，师弟俩极为相得，但终于为了一句话，姜西溟拂袖而去。

    事起于明珠有个宠仆，名叫安三，就像明朝严嵩的宠仆严年，为无耻士大夫尊称为“萼山先生”那样，安三亦在衣冠缙绅之列，奔走其门的，不知其数，而此人附庸风雅，希望一流大名土的姜西溟亦能假以词色，增添声价。

    于是纳兰性德有一天对姜西溟说：“家父素来敬重先生，却不能有所助力，我亦不便进言，现在有一个人，如果先生肯少施颜色，则无事不谐。我亦知道这话对先生说是极大的唐突，只是先生今年六十了，尚未通籍，似不妨稍作委屈。”

    “喔！”姜西溟止杯不饮“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是——，”纳兰性德很吃力地说：“是安三！”

    姜西溟将酒杯一推，霍地站了起来，厉声说道：“我原以为你是纳兰家的佳子弟，不料无耻如此！”说完夺门就走。

    纳兰性德天性醇厚，只以一时鲁莽，说了不该说的话；见此光景，悔恨不及，赶紧上前牵住姜西溟的衣服，哀声请罪：“先生，先生！我错了，千万宽恕我这一回！”

    姜西溟掉头不顾。事后，纳兰性德千方百计想挽回其事，而毕竟不能如愿。但纳兰性德对他，始终敬礼不改；不久姜西溟倦游南归，纳兰性德做了三首词送他；第一首是自创格调的所谓“自度曲”题名潇湘钟，在倦倦之情中，隐隐有请罪之意：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位，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号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等姜西溟重到京师，纳兰性德已经以三十一岁的英年“七日不汗”而死；而姜西溟的性情，依然如他的姓那样“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他跟翁叔元本来是朋友，此时卑视其人，写了一封长信，痛加讥责，当然，从此也绝交了。

    在翁叔元，这还不算难堪；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何焯，当面投递了一封“破门”——断绝师弟关系的书信。

    何焯是苏州人，寒素家风，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种子；他年轻时曾帮助书商访求古籍，所以宋朝、元朝遗留下来的孤本及旧家的抄本，经他细心校读过的很不少。只是腹笥虽宽，性情偏狭，喜欢诋毁前辈；因此落拓京华，颇不得意。

    当时京师文坛的主盟，算是徐乾学，以天子文学侍从之臣，权相府中的上宾，而财力又称雄厚，够资格去博礼贤下士的名声；何焯就是他门下的食客。只以他恃才傲物，当面讥斥他人的短处，毫不留余地，因而为人在徐乾学面前进谗，彼此失欢，何焯绝迹于徐家了。

    这时翁叔元亦正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颇想招致若干名士，增加自己的声势。何焯虽是布衣，声名盛于公卿之间，正是他想罗致的目标。而何焯方在失意之际“长安居，大不易”有人肯加以援手，不免起了知遇之感，所以自愿列名为弟子。

    翁叔元的儿子，是个浅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何焯自然看他不上眼，彼此搞得很不愉快。等到翁叔元弹劾汤斌“伪学”的消息一传，何焯再也忍不住了，写了极长的一封信，当面投向翁叔元，表示着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此“请削门生籍”那封信写得痛快淋漓，一日之间，传遍九城。

    何焯好低毁前辈，好轻薄快意，但对翁叔元的这个举动，没有人说他不对，因为学术是非，自有公论，而何焯此举，正为公论的表现；也因为他是苏州人，而汤斌对他的家乡有大思，崇功报德，应该打这个不平——桑梓为公为大，门生为私为小，为大我牺牲小我，不算忘恩负义。

    由于何焯此举，大快人心，所以一日之间，声名大起，来拜访道贺致意的，络绎不绝；其中最兴奋的，是何焯的一个门生，也是苏州人，名叫陈景云，才十九岁，博闻强记，整部通鉴，能够背诵。汤斌在苏州时，曾经考试秀才，拔陈景云为第一；以此知遇之感，所以凡是为汤斌不平的举动，他无不拥护。

    十月间，皇帝谒陵——顺治皇帝的陵寝，在喜峰口以西，属于遵化州的凤台山，定名孝陵。谒陵事毕，皇帝由遵化南下，巡视近畿之地；指定直隶巡抚于成龙，在霸州接驾。

    皇帝巡幸各地，召见守土之官，照例先问吏治民生；首先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陆陇其。他在康熙二十二年，被授职为灵寿知县。这是正定府中最难治的一县，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权利的冲突，异常尖锐，所以民风强悍，善斗轻生；陆陇其一到任，就接到许多命案的状子，坐堂一问，十九起于细故，甚至有为了一碗饭送掉一条命的。于是他一面推行“深耕法”尽地力以增加农产，同时请求上官，少派差役，减轻百姓劳力的负担；革除赋税中附加的“火耗”禁止私派，减轻百姓的经济负担。一面反复劝导，和衷共济，化除好斗轻生的风气。这样在任四年，风俗一变；成为直隶最安定、最富朝气的一县。

    “臣去年亲访民间利病，陆陇其曾面陈六事，无一事不切中民生利弊。”于成龙说：“臣属下的州县官，论操守，论治绩，陆陇其可算第一。”

    “以前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也保荐过陆陇其，我因为他到任不久，若有作为，还不到收功的时候，所以不曾调动。如今照你所说，果然是个好官，何以不见你举荐？”

    “臣荐过的。”

    “荐过？”皇帝诧异“凡是这些奏折，我没有一个轻轻放过的，为什么一点都记不起来？”

    “其中的缘故，臣略有所知。”于成龙看一看随传在侧的高士奇等人，略一迟疑，这样说道“容臣另缮密折奏闻。”

    皇帝有所意会，于成龙的话不便让第三者听到，便吩咐左右待从，一概回避。

    “现在只有我们君臣二人，你有话尽管说；出你之口，人我之耳，不会有人知道。不过，”皇帝又说“你未说之前，要作检点。”

    这是告诉于成龙不可作不实之言“臣不敢妄语！”他说“几所奏陈，皆有证据。臣举荐陆陇其的奏折，为大学士余国柱所搁置了。”

    皇帝大为骇异：“他敢？”

    “据臣所知，除却谋反，他什么都敢！”

    皇帝还是不大肯相信：“他竟敢搁置奏疏，壅于上闻？”

    “皇上不妨彻查。京内外臣工所上奏疏，通政司皆有纪录；跟内奏事处的档案一查对，真相自明。”

    皇帝点点头，愣了一会又问：“余国柱为什么要跟陆陇其过不去？”

    “因为陆陇其无从馈赠，他也从不与政府中人通问。在任四年，只进过一次京，公事一完就走，好些人想见他都见不到；魏象枢是他的荐主，他亦不曾去看他。”

    “这真是公而忘私了。”皇帝想了一下，又问到余国柱一向恭谨，虽然操守不甚好，倒想不到他这样子肆无忌惮，他何所恃而敢如此？

    于成龙应声答道：“恃明珠的势。”

    “明珠！”皇帝被触及了存在心中已久的疑团“明珠怎么样？你可知道他有什么劣迹？”

    “这——，”于成龙答道：“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皇帝惊诧“是说他的劣迹甚多？”

    “是！”于成龙说：“臣只说三个人，第一个是蔡毓荣，就是明珠所引荐庇护。”

    提起蔡毓荣，皇帝便生气。此人是正白旗汉军，康熙九年就当到四川湖广总督；吴三桂之乱，他奉旨率领绿营兵进剿，调任云贵总督；乱平处理善后事宜，对吴三桂的余党，不是徇情庇护，就是得贿纵放，而且还霸占了吴三桂的一个孙女儿作妾，此外更有妒功诬奏、纳贿行贿种种不法情事，为人检举，下刑部审问属实，定拟斩决的罪；皇帝虽免了他一死充军黑龙江，但对此一直痛心疾首，现在听于成龙提到，方始恍然，蔡毓荣敢于如此无法无天，原来是明珠的庇护。

    “第二个是靳辅。”于成龙说：“靳辅治河，虽与臣意见不合，论其操守，亦有可取；只是明珠支持靳辅，与如何治河无关，作用在侵分筑堤的巨额工费。”

    “啊！”皇帝矍然“原来有此内幕！你再说，第三个是谁？”

    “第三个是汤斌。”于成龙说“皇上加恩江苏百姓，蠲减钱粮；明珠居然贪天之功，由余国柱派人向汤斌致意，说江苏蠲赋，多出于明相国的斡旋，江苏百姓宜有以酬报。索贿四十万两！”

    “四十万？”

    “是！”于成龙说：“臣不敢妄言，可问汤斌；或者垂询原任江苏吴江知县，行取为御史的郭琇。”

    “那么，汤斌怎么样呢？”

    “汤斌哪里来的钱给他们？为此，明珠和余国柱设计攻走汤斌，一则报复，二则便于向江苏榨索。”

    “这就不对了！”皇帝摇摇头：“汤斌内用是我的主意。”

    “明珠之奸诈，一直能够欺君罔上，正以此故。窥探旨意，加以利用，其奸不露。”于成龙膝行数步，神色悲愤地说：“如今明珠、余国柱必欲置汤斌于死地而后快，若非皇上保全善类，天下将无正人好官。”

    于成龙为皇帝解说明珠招权纳贿的“巧妙”总括一句话，是贪天之功；利用他受到亲信，易于窥测皇帝的意旨，从而哄吓诈欺。皇帝预备重用某人，他必先一步去讲条件，说好能以巨金为寿，便可获得某一缺分；或者某人获罪，皇帝宽大为怀，明珠又会预先透露可能得到的处分，说不是他从中斡旋，必将有如何严重的罪名。于是当事人一则感恩，二则畏威，又必以巨金为寿。

    听见这一番话，皇帝有如梦方醒之感，同时也深深感到惭愧，自以为凡事虚心体察，不易受人蒙蔽，哪知受了蒙蔽，还在鼓中。

    就这片刻之间，他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最后终于作了决定，但却不便宣布“你的直言可嘉，”他只是奖励于成龙“你先下去，我有东西给你。”

    皇帝赏赐于成龙一千两银子，一匹骏马。大家都以为那是酬庸他在直隶巡抚任内的政绩，却不是由于振聋发聩之功。

    御驾离开霸州，皇帝还想西行，到陆陇其做知县的灵寿那一带去看看；半路上接得急奏，说太皇太后政躬违和。皇帝孝顺祖母，接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五中如焚，星夜启跸回京；不入乾清宫，直接到太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宫以东的五楹新殿，在那里设榻住下，以便于朝夕侍疾。

    随侍在他左右的是高士奇。有一天晚上，皇帝跟他谈到明珠的种种劣迹，提出一个疑问：“我平日深慕唐太宗纳谏的雅量，大小臣工的奏谏，无不亲览，即有逆耳之言，亦从不加罪。那么，何以不见有人奏劾明珠？”

    高士奇是极机警的人，看出皇帝对明珠的印象，已经完全改变；事态严重，绝非几句好话所能替他掩饰的，那就得想办法洗刷自己，避得愈远愈好。

    于是他说：“皇上圣明，孰不畏死？”

    “喔，”皇帝动容了“他敢压制言路？”

    “董汉臣即是现成的例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士奇说“皇上居宽大之名，宰相有滥权之实。”

    皇帝绕室沉吟，很想即时下诏，夺明珠之职。但太皇太后正在卧疾，宜迓祥和，不宜于严谴，只好暂且搁下。

    十月初八，汤斌偕同工部满尚书阿兰泰，专程到通州张家湾去验看西南运到的棺木。

    宫中这时正在大兴土木，皇帝预备在紫禁城东北角的空地上，造一所宁寿宫，作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颐养天年之用；所用木料，特发内帑，交西南各省采办，由水路运进京城，木料是否符合规格？汤斌的身体已相当虚弱，部属和家人都劝他，有阿兰泰去看，也就够了；秋风多厉，何必跋涉？但汤斌因职责所在，坚持要去；于是与阿兰泰同车出京，直赴通州张家湾。

    来去一共三天，回到京，人就不对了；咳嗽非常厉害，而且气喘不止。

    这是汤斌多年的毛病，逢秋必发，虽然咳得比平时厉害些，但也不以为意，只不过在妻儿侍奉之下，卧床休息，连医生都不曾请。

    汤斌有四个儿子，本来都在睢州老家读书，一则侍奉祖母，再则在河南准备应乡试，这年七月间，老三汤沆先到京城省视；九月间听说汤斌身体不好，老大汤溥，特地由原籍赶来，正是他上疏辞官不许，而皇帝遣御医诊视，病势已减的时候。汤斌看到儿子，心里自然高兴，但仍是悬念着他的继母的病，对汤溥表示，想辞官而不能；只要一息尚存，不能不勉力奉公，只是堂上老亲，桑榆景迫，不能亲身奉养，心如刀割。

    为了安慰老父，汤博说了假话，说他祖母的病，已大见好转，所以才能安心到京师来省父。听得这话，汤斌欣慰无比，认为母子还有相见之日。

    但是，他们父子之间，虽在一起，却一直没有细谈的机会，因为汤斌病势稍减，立即销假视事，公事极忙，接着便是到通州勘验楠木。直到此刻，反因为卧疾不能看公事，父子三人，才得在病榻前闲话。

    虽是闲话，实在是讲立身处世的大道理，汤斌对两个儿子说：“孟子有言，乍见孺子人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就是天理。你们总要时时内省，养此一片真心；久而久之，做人做事，自然而然合乎圣贤的大道。如果只讲表面文章，规行矩步，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外面看来是道学，其实是内心不知有真是非的乡愿，于人于己，皆无益处。”

    谁知道这几句话，竟成了汤斌最后的遗言。

    纵使抱病，汤斌仍不肯请假，还在打算着第二天一早要到内阁去会议。

    汤溥、汤汤，忧心忡忡，却又无法相劝；怀着心事，辗转不能安枕。到了四夏天，突然起床探视，只听喉头已经“上疾”了。

    “爹！爹！”

    兄弟俩连声急喊，汤斌还能答应，但也就是答得这一声，再也不能说话了。呼吸渐弱，很快地一瞑不视。

    合家抢天呼地般痛哭。汤溥是长子，不能不节哀料理后事。亲友故旧、部属，接到“报丧条”纷纷赶来，只见汤斌面目安祥地躺在板上；上身穿一件旧得快破了的蓝绸丝棉祆，下身穿一条黑布裤。问起身后之事，汤溥哭着诉说：只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候，徐乾学送了二十两银子奠仪来。汤溥不知道他曾陷害汤斌——事实上，他在南书房向皇帝奏陈的话，外间亦绝少人知道；还都认为徐乾学古道可风，收了这笔“雪中送炭”的奠仪，汤家才能买棺成殓。

    汤斌已多年未穿新衣，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就是用御赐的缎子所缝制的一件朝服。人殓本可用明朝的衣冠，在这样的境况下，只好用这件清朝的衣服。

    大臣临终，照例应有“遗疏”；汤斌临终一句话都没有，但仍不能不说“口授臣男溥”奏陈，只是些感恩的话，没有谏劾，也没有建议。

    凡是敬仰汤斌的，都替他可惜，觉得他死非其时，死在正当他为小人谗害，皇帝不无因为与汤斌争名而对他怀着成见的时候；他是死得如此凄凉，身为大臣，几乎无以为殓，而皇帝完全不知道，因为明珠、余国柱等人自然要蒙蔽隐瞒，就是徐乾学、高士奇之流，亦绝不敢表彰汤斌的清廉，变成自暴其贪黩的短处，所以皇帝接到遗疏，只是嗟叹不欢，而恤典并不优厚。

    也许是有意的安排，皇帝遣派两名内阁学士，到汤斌灵前赐奠茶酒，其中之一是曾劾汤斌“伪学”的翁叔元。有人说，这是出于明珠和余国柱的建议，有意刻薄死者；这一层无从究诘，但汤斌虽死，明珠和余国柱余憾未释，却在内阁议恤典这件事上，表现得很清楚。

    内阁的复奏是，汤斌生前曾有降七级的处分未消，所以不应照尚书的成例赐恤。皇帝素来以宽厚出名，自然不会准奏，降了这样一道谕旨：

    汤斌为巡抚日，廉以自守，屡加升用。忽闻溘逝，深轸朕怀，着驰驿回籍，赐祭如葬故事。

    亏得有这样一道上谕，汤溥兄弟盘柩奉母回睢州，一切舟车轿马，都得由驿站和地方官供给。而汤斌泉下有知，应该感到安慰的是，遗爱在民，身后的哀荣，虽不由于庙堂，却还出于道路，灵柩所经，路人多下马拱立，叹息目送，所过州县，地方耆老，无不路祭。回到睢州时，士绅父老皆是白衣冠郊迎，孝衣如雪，哭声震天，自动来迎灵的有上万人之多。苏州百姓接到讣闻，聚哭于生祠之下；常州及其他州县，则纷纷在书院设立汤斌的神主，举行祭享。此外，在京里则颇有人去瞻仰汤斌的故居。板门竹篱，简陋异常，如不说破，谁也不相信，这就是做过天下第一要缺江苏巡抚，以及职掌大工，手下有无数名工良匠的工部尚书的住宅。

    作为一个大官而言，汤斌死得很寂寞；但是他的一死，又可说是死得其时。

    汤斌之死，对郭琇等刚直君子来说，是一大刺激；而对在慈宁宫侍疾的皇帝，却等于是尸谏，他慢慢明白了，汤斌是死在哪些人手里的？

    因此，皇帝决定展开肃穆政风的大举措，而以查办湖广巡抚张氵并，奖励陕西道御史陈紫芝作为开端。

    陈紫芝字非园，他是浙江宁波人，为人峭直，嫉恶如仇。当时的湖广巡抚张氵并，是明珠的私人，自恃靠山甚硬，在任上大事搜括，地方上运盐、铸钱、码头交通等等有利可图的地方，无不想出名堂来舞弊；甚至汉口的商家，凡是立了招牌的，亦要分别大小，按数派钱。贪名传播远近，大家都畏惮明珠的势力，不敢说话，独有陈紫芝，上疏严劾，除了指陈张氵江的劣迹以外，同时认为“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

    于是皇帝派了三个他相信得过的人，到湖北去查办。一个是于成龙，一个是山西巡抚，满洲镶黄旗的马齐；另一个是副都御史开音布。

    同时皇帝面谕群臣，说张饼贪污，没有人肯揭发，唯有陈紫芝上疏弹劾，应该升官。于是升为大理寺少卿。不久，于成龙、马齐、开音布三人回京复奏，张氵并果有贪污的实迹。皇帝下令革职治罪，张济被判处了绞刑；保举张氵江的官员，亦都丢了官。

    这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也是一大警告；但明珠不理会警告，只对打击展开报复。事由陈紫芝而起，报复便报复在陈紫芝头上——忽然有一天，四十岁不到的陈紫芝，暴毙身亡。据说，他下朝在朝房遇见明珠，明珠殷勤接待，喝了一杯他的跟班送上来的“茶”这就是他暴毙的原因。

    尽管明珠的势力，依旧炙手可热，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他是走下坡了。如果负担不重，还可以自我克制，放稳步伐，不至于倾跌；而明珠积恶累累，仿佛拖着一辆沉重的大车，一走下坡，身不由己，一定越下越快，转眼之间就会竭蹶殒身。

    于是最见机的人开始有了行动，第一个是徐乾学。

    徐乾学本以依附明珠起家，但从纳兰性德死后，师弟的关系中断，加以余国柱的排挤，跟明珠也就渐渐疏远了。同时，他由南书房翰林的文学侍从之臣，转为总司风宪的左都御史，亦颇思有所建树，在廷议时，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调和的意见，很快地被朝士分为南北两党。

    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经过深长的考虑，决定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人事革新。明珠应该受到惩罚，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皇帝自成年时就自誓要待大臣如弟兄，所以除非罪大恶极，绝不愿加以诛戳，尤其是明珠，皇帝始终念着他支持撤藩的功劳，格少要宽大处理。

    于是首先改组内阁。大学士一共五人，首辅是明珠，革职交领侍卫内大臣差遣；次辅叫觉罗勒德洪，他是皇帝的同族——爱新觉罗族以其与皇帝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两种，一种是太祖直系的后裔，称为“宗室”系金黄腰带，俗称“黄带子”；一种疏远的宗族，称为“觉罗”系猩红腰带，俗称“红带子”勒德洪就是“红带子”隶属正红旗，笔帖式出身，是明珠的应声虫，自然一并革职。

    还有个被革职的是余国柱。五去其三，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曾为世祖草遗诏的王熙，此人熟谙政事，小心谨慎，皇帝决定将他留了下来；还有一个是王熙的同年，顺治四年的进士，当过浙江总督，在平耿精忠之乱中立过大功的李之芳，已经六十七岁，精力衰颓，囗婀取容，皇帝决定叫他退休——休致回籍。

    为了这一番大振刷，皇帝特别召集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作了一番极长的训谕，他说；国家建官分职，经理庶政，必须拿出忠心来！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各守职司，实心任事，才可以不负提拔。他亲政以来，不敢丝毫怠忽，所以对于大小官员的行事，无不深知，一再指出缺点，谆谆告诫，然而他是失望了。

    他指朝中群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的官员，全然不知勤慎供职，只知道早早出街，偷安自便，整天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套同年、门生的关系，彼此援引，或者同谋陷害他人；或者徇庇同党，营私舞弊，这种种情形，他亦无不明瞭，只是隐忍不言，期望各人自己良心发现，洗心革面，改过向善。

    他又说：他最重视九卿科道的会议，期望集思广益，斟酌至当。结果不过一两人倡仪于前，其余的应声附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甚至有些人参加了会议，却茫然无知，到散会都不了解议的是些什么？像这样子，试问国是何凭？

    至于人才进退，关系重大，某人贤、某人不肖，或恐不尽知悉，所以凡遇紧要的差缺，特令会同推举，一方面让好人得以出头；一方面亦是希望被举的人，心里有这样的警惕，倘或不是实心奉公，失职得罪，必定会连累推举的人，于是勉力自励，力为好官。六部九卿诸臣，如果体会得这番意思，理当从公选举，才是不负委任。而历年以来，所举者称职的固有；但贪黩的亦复不少，这都是由于太看重情面，或者植党受贿所致。像这些人，自反其咎，虽加正法，亦无足惜；但他实在不忍见臣下身罹法网，所以往往宽大处理。不幸地，宽大变成姑息，姑息足以养奸，积弊愈来愈深，物议沸腾，民愤愤激，以致言官列款参劾，岂能再不闻不问？

    此外，明珠的党羽，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平日望风承旨，甘作爪牙的，亦都一起被免了职。消息一传，人心大快；尤其是余国柱狼狈出京，见者无不嗤之以鼻，真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

    不肖一去，贤者进用，皇帝经过慎重的考虑，选拔了三个人当大学士，第一个是伊桑阿，他是满洲正黄旗人，跟汤斌是同年，由礼部主事，循资升任尚书，为人厚重老成，极有操守，是满洲大臣中的佼佼者。最近在礼部尚书任内，办理太皇太后的大丧，勤慎将事，深得皇帝好感，所以首先被拔擢入阁。

    第二个是阿兰泰。他家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姓富密氏。阿兰泰以笔帖式起家，能干而谨慎，当三藩乱起，承旨宣达军机，详查明白，而且能够把握时机，迅赴事功。最难得的是，操行清谨；本来与汤斌同为工部尚书，这时入阁拜相，死者哀而生者荣，运气大不相同。

    第三个是汉人，名叫徐元文，字公肃。他是徐乾学的胞弟，行二；老大乾学，老二元文，老三秉义，合称“三徐”而徐元文是他们兄弟中，最杰出的一个。

    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闲雅方重，敦品励行，与他的老兄，简直不像同胞手足。皇帝因为他曾充经道讲官，深知他的品德，特地将他由户部尚书升任为大学士。

    这以后不久，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又为郭琇一疏，严劾去职，于是皇帝进行第二次改组政府，老弱贪庸的，纷纷休致回籍。起用熊赐履为礼部尚书，而郭琇则被超擢为左都御史。

    不幸的是，汤斌始终被皇帝所误解，他说：“我待汤斌不薄，而他一直怨讪不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

    就为了有这样的误解，终康熙朝六十一年，汤斌生前的德业，不能受到表彰。直到世宗雍正十年，方下诏以汤斌人祀贤良祠。

    高宗乾隆元年，汤斌得到了一个谥号，而且是极其难得的“文正”

    道光三年，以汤斌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以名臣从祀孔庙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汤斌、陆陇其、张伯行。

    陆陇其后来亦由知县行取为御史，殁于康熙三十一年。在他死后两年，皇帝忽然想起他，要放他做江苏学政。死后得官，传为美谈。他的谥号叫“清献”照他的官位，不应得谥，是出于高宗的特旨。

    张伯行是汤斌的同乡，也讲理学，也做过江苏巡抚，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张伯行的清官比较容易做，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可以从家乡带了钱到任上去用，不如汤斌那样坚苦卓绝。

    康熙一朝，清官最多，但清官册上的第一名，无论如何不能不推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