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赵书记安全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此事，他后来反思了许多天，左思右想，可能与朱兴邦有一定关系。朱兴邦是宣传部长，属于自己的直属领导，自己和他比较熟，在他面前随便贯了，才会出现此时的得意忘形。

    朱兴邦似乎并不觉得他话多，也不觉得他身份特殊，接过去说，好个万道归一。看来，小舟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前途无可限量。可惜江南省官场就是这么怪，只认线不认才。不然的话，小舟早就上来了。

    赵德良说，兴邦同志，你是有感而发呀。

    朱兴邦说，有一种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和赵书记探讨一下。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党和政两条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体制，最符合哲学精神。哲学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宏观和微观。国外的议会制，议会管的就是宏观，政府管的是微观。但国外这个宏观和微观，隔得太远了些，很长时间才开一次会，而每次开会，因为议员太多，意见分歧太大，往往只是吵架，办不成事。结果，这个宏观，成了宏而不观。我们国家的党委制，是一个常设的权力机构，对宏观的管理，非常及时，而且有力，比国会制要优越得多。当然，这也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宏观和微观界线的模糊。毕竟两者都是权力机构，而且，党委的权力远远大于政府，很容易产生跨界操作现象，党委插手政府工作，也就是党委抓微观。同样，政府部门一直都在努力排除党委的牵制和约束，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宏观。这两种情形，往往要看党政一把手，哪个人更强势。

    赵德良说，兴邦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说，江南省的问题是，党没有管好宏观，而政府也没有管好微观？

    朱兴邦说，运达同志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很有能力，很有魄力，也很能干事。但他也有缺点，权力欲比较重，比较自负，有强烈的控制欲。读的书不是太多，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目前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都是后来在工作中东拼西凑的。这种拼凑起来的理论，很容易为我所用，而脱离事物的本质。这些缺点，如果仅仅只是表现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那就不叫缺点，而是优点。如果对自己的角色把握不准，或者是欲望膨胀，别人，是很难和他共事的。尤其是别人当一把手，他当二把手，配合起来，难度就会更大。

    赵德良问，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

    朱兴邦说，我刚才已经说了。

    赵德良哈哈一笑，说，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我只要把握好宏观？

    朱兴邦说，有一句俗话，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一直被我们当成贬义，受到千年批判。其实，从官场角度看，你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扫干净，你就是一个出色的领导干部。相反，你自家的雪扫干净之后或者是自家门前的雪根本就没扫，却去管他人的瓦上霜，尤其是你上级的瓦上霜，你就越位了。足球比赛有一个越位概念，这个概念定得很好。其实，官场也应该有一个越位概念。可惜的是，官场之中，个个人都想越位，而且这种越位还不会受处罚。江南省这些年，高层一直不是太稳定，尤其省委书记，走马灯一样。有人说，这是因为江南省地域特殊，这里的人太善于玩权术。权术被绝对地看成一个贬义词，等同于阴谋诡计。如果让我看，权术，其实是一很正当的权力驾驭术，是中性的。只有超越了游戏规则，越位了、犯规了，才叫阴谋诡计。而在游戏规则之内用一些计谋或者手段，那叫政治智慧。

    赵德良很郑重地说，说得好啊。兴邦同志。在游戏规则之内，那就叫政治智慧。一个政治家，恰恰应该有政治智慧。而政治智慧的根本前提，就是游戏规则，就是不犯规，更不犯法。

    朱兴邦说，百鸣同志之所以在江南省搞不下去。有人说，他是被陈运达挤走的，也有人说，他是被蒋雨珊害了。如果让我看，我觉得，他是没有扫好自家门前雪，越位了。

    赵德良笑了笑，说，喔，这个观点，倒是第一次听说。

    朱兴邦说，百鸣同志刚到江南省，就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自己认为，权力应该掌握在了他的手里，那些被他提拔的人，应该对他感恩戴德，和他站在同一阵线。可他又哪里知道，那些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拥护他的，关键时刻，那些并没有和他站在一起，投他的造成票。这是他自家门前的雪，他扫得一塌糊涂，还以为扫得很干净。接下来，他干了什么？他开始插手政府的事，甚至想抛开运达同志，直接重用清源同志。他在管人家的瓦上霜了。

    谈到这里，唐小舟又有点忍不住了，问道，那如果他人瓦上有很多霜，怎么办？

    朱兴邦说，当然应该由他自己去扫。党委不能越俎代庖。比如两个国家，你只能在你自己的国境之内搞改革搞建设，不能跑到别人国境里面去搞。你跑去搞了，就容易引起战争，战争一起，没完没了，不仅很难解决别人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也可能越搞越复杂。我们以日本的侵华战争为例。日本为什么要侵华？表面上看，因为日本先进，中国落后，日本想建王道乐土，将中国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原因，日本是个岛国，是个资源贫乏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资源成了他们的短腿。于是，他们想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结果怎么样？解决了吗？没有。那场战争，把日本经济拖向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当今奉行的不对外扩张政策，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政策，不管你国际风云怎样变幻，我只干好我的事。我把自己的事干好了，或者说，暂时没有干好，却正在努力一点一点地干好，别人想插手干涉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赵德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宣传部长这个位置，你认为谁来接任比较好？

    朱兴邦问，中组部会不会有意派人下来？

    赵德良说，我和中组部沟通过，基本达成了共识，人选由我来提名。

    朱兴邦问，你有没有考虑过从外面调进来？

    赵德良说，我考虑过。如果从外面调，我确实有人选。不过，有利也有弊。

    朱兴邦并没有说话，而是看着赵德良。赵德良说，利我就不说了。弊嘛，江南省的同志，可能会有些想法。

    唐小舟猛然明白了。朱兴邦这一走，江南省官场出现松动，恰好是赵德良趁机建立赵氏班底的机会。他如果从外面调人，肯定是自己的亲信，看起来，赵氏班底是加强了。可在省内干部队伍中，他还是没有基础。相反，如果从省内提拔，这个人无疑会成为他的班底，而这个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线。

    朱兴邦说，既然如此，那我向你推荐一个人，你可以考虑一下丁应平。

    书记办公会安排在晚上。参加人员有三位书记和组织部长马昭武。

    书记办公会原本就不能算是正式会议，只是议事会议，所以，也不能说谁有出席资格谁只有列席资格。以前副书记有好几个，书记办公会开得比较热闹，自从党委副书记专职化以后，各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只有一名，其余的副书记，都属于兼职，通常情况下，只有政府一把手一名兼职副书记，少数情况下，会有另外的兼职副书记。故此，书记办公会，便只有三个人。三个人开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三人各执己见，就无法形成决议。好在书记会也不是一个决议会，真正的决议，需要在常委会形成。正因为书记会不正式，且规格又高，参加者均要议事，便需要一个专职记录的人。这个记录，又和书记会的形式一致，属于非正式的，唐小舟便有了参会的机会。唐小舟需要在会上干几项工作，一是替书记们服务，比如倒水之类，一是负责记录。

    书记会还有一点不同于常委会。常委会参加的人多，除非极少数特殊情况召开临时常委会，都是以例会的形式召开。既然是例会，常委们如果没有足够重大的理由，是不能缺席的。既然是例会，时间又不可能太长，所以，每次常委会，都由省委办公厅详细列出所议事项，提前将议题以及开会时间通知常委们，以便有足够的酝酿时间。书记会却是临时性会议，既可以由书记提议临时召集，也可以由某位副书记向书记提议，再由书记召集。因为书记会属于临时性质，列席者，便由书记指名，议题也具有临时性，通常是一事一议。

    这次书记会的议题，名义上是组织部长马昭武提出来的。

    赵德良开场说，去年，农业厅长去世，外经委主任被双规，但因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人事工作暂时搁置，这两个位子，一直没有任命。现在，朱兴邦同志调走了，而张承明的事，大家也都知道，又有两个岗位，需要有同志顶上去。昭武同志提出来，希望省委考虑一下这件事。我想了想，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先由组织部考察提名，再拿到书记会上议一议，然后走组织程序，那就太复杂了。毕竟是局部调整嘛，能不能把程序简单化，先由我们几个书记加上组织部长昭武同志议一议，形成一个方案之后，再提交常委会讨论。

    陈运达立即说，这件事，是该解决了。由于客观原因，江南省的人事工作停顿了一年时间。

    游杰说，不是一年，实际上是一年半。百鸣同志离开江南省之前半年，曾考虑过调整一下省直厅局以及市级班子的。议了几次，没有形成决议以及因为其他一些事，基本就停顿了。百鸣同志走后，运达同志主持了半年的工作，当时中组部有明确意见，人事问题暂时搁置。加上德良同志来的这五个多月时间，恰好是一年半。

    马昭武说，江南省的人事工作停顿了一年半，主要责任是我这个组织部长，我向各位书记检讨。

    陈运达说，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昭武同志你也不要揽责，这不是你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谁的过错，更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不过，人事冻结，对全省的工作，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事实。目前，全省的人事工作，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有的同志超期服役，该退的没有退。有的同志超期任职，其任职期限已过，未能得到及时调整，下面的意见比较大。还有些同志，因为职位未能得到解决，对工作形成了一定影响。眼下就有一个例子，按照以往的惯例，省委书记秘书，都是一处的处长，主持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的工作。现在小舟同志别说不是处长，连副处长都不是，只是安排了一个副处级调研员。这样安排，对小舟同志的工作很不利嘛。他怎么开展一处的工作？一处的工作，如果不是省委书记的第一秘书主持，就容易打乱仗。既然要解决人事工作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考虑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

    唐小舟的心一阵狂跳。他实在没想到，会议一开始，便将自己绕了进去。如果能够确定自己的职务是处长或者副处长主持工作，对于自己的地位稳固，是大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异常困惑。一个处级干部的任免，还上不了这么高级别的会议吧。虽说书记会和常委会性质不同，但陈运达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赵德良说话了。

    赵德良说，刚才运达同志和游杰同志的意见都是对的。全省人事工作，确实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件事，我和昭武同志也议过，考虑过像运达同志所说的那样，一次性解决。但昭武同志有个意见，我认为很有道理。昭武同志，你把你的那个意见说一说。

    马昭武说，我让组织部统计了一下，运达同志提到的超龄服役和超期服役等问题，共涉及十七个同志，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涉及二十来个同志，再加上刚才赵书记提到的四个职位，总共就有四十多个职位需要调整。如果这四十多个职位全动的话，每补充一个人，随后可能跟着动三到五个人。这样一来，就需要动一两百人。超龄服役的好说，按照规定，该退肯定是要退的。超期服役的同志怎么办？需要考虑安排新的职位。按照组织原则，这些人事任命，都需要走组织程序，而走组织程序，需要时间。一两百个同志的组织程序走下来，至少也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再加常委会讨论等程序走完，一年时间过去了。而对于某些职位来说，比如农业厅长以及外经委主任，拖的时间够长了，不宜再拖下去。所以，我认为，鉴于江南省目前的组织人事工作实际，更适宜于分几步走。

    赵德良接过去说，昭武同志这个分步骤走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我认真考虑以后，决定尊重组织部的意见，先集中解决几个关键职位的问题。第二步，再由组织部集中力量，解决其他不那么急的遗留问题。我甚至在考虑，再过一年多，要大换届，如果我们现在就大动的话，一两百个职位的变动，光是组织考察，就需要至少半年多时间。那时，换届工作，反而紧迫了。再说，这次已经动了一两百个职位，换届时，这些职位动还是不动？都是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我比较赞同组织部的意见，将两件大事，放在一起考虑，着眼点，在后年的换届。谈到后年的换届，我在这里多说几句。组织部的工作，要打提前值，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这项工作。至于眼前，我想，昭武同志的意见是对的，特事特办，常事常办。既然几个空出的岗位比较急，我们就分步进行，先解决这几个职位，其他的事，按照常规进行。

    游杰说，德良同志和昭武同志说得很有道理，那就分步走吧。

    如此一来，陈运达也不好反对，就算要反对，他的意见也已经成为了少数。何况，赵德良所说有理，现在大动一次，需要好几个月时间，接下来就要考虑换届，准备时间反而不足，且对换届工作，有一些不利影响。

    这就是书记会和常委会的分别所在。关于人事工作是一次性解决，还是分步走，并不属于常委会的工作范围。当然，赵德良如果认为必须，可以拿到常委会上讨论。可这样的问题一旦拿上常委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可能意见分歧大，难以统一，甚至会让人觉得，这种事也拿上常委会，省委的权力控制力有问题。相反，如果在书记会上议一议，最终的结果，虽然不能算是决议，却也可以定下盘子。书记会参加人数少，更容易形成统一意见。就算有个别人意见不同，仅仅只是一个工作次序问题，不能成为官场的一个话题。反正这些事都是要解决的，早解决迟解决，时间而已。陈运达自然没有必要在这类小事上和赵德良闹翻，也就附合了这一意见。

    会议的方向，回到了赵德良的轨道，只解决与四个职位有关的事。

    赵德良说，我们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议吧，反正只有四个职位，时间也比较充裕。先议哪一个？

    马昭武说，农业厅长。

    赵德良问，组织部有具体设想吗？

    马昭武说，目前，农业厅由常务副厅长江育奇同志主持工作，时间已经有了一年。主持工作和实际的一把手还是有区别的，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更难放开手脚，但从江育奇同志这一年来的实绩看，效果是很不错的。组织部已经完成对江育奇同志的考察，各方面的反馈都不错，我们认为江育奇同志能胜任农业厅长工作。请省委予以考虑。

    游杰说，江育奇同志不错，毕业于农业大学，属于一名技术型干部。

    赵德良说，运达同志，你的意见呢？江南省是个农业大省，农业厅的地位很重要，你这个政府一把手，工业是你的左手，农业是你的右手呀。

    陈运达说，我没有意见，江育奇同志抓农业，很让我放心。

    赵德良说，既然这样，那就定下江育奇同志。既然组织部已经对江育奇同志考察过了，由于时间紧，我看，就不需要再考察了，直接上常委会。

    陈运达说，江育奇同志动了以后，常务副厅长的位置就空了出来，是不是一起考虑一下？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