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对阿拉法特的头巾很不以为然。在重大的外交场合,别人都是西装革履,他却一年四季头顶一袭方巾,颜色、款式一成不变,显得土气而古板。看到这种作派,我心里想:这大概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怪吧。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浅薄,并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浅薄而对阿翁产生一种慕名的敬意。一个旦丸之国的领导人,一个终日在死亡线上抗争的阿拉伯人,在和世界重量级名人交往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什么靠山,虽然没有多少牌可打,但他却始终不卑不亢,赢得了人们的敬意和尊重。单从服饰文化的角度来看,在西装革履一统天下的今天,他那充满韧性的方巾,突兀而醒目,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阿拉伯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在全球化之风席卷世界的今天,在麦当劳、杰克逊、nba、好莱坞狂轰烂炸的今天,尤其需要我们保持一份清醒,一份冷静,保持一份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自尊与爱护。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更应如此。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从来不缺乏自信和自尊。但是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身边也不乏崇洋媚外的人在,也不乏鲁迅先生讽刺过的“假洋鬼子”在。他们以用洋货为荣,以成为外国人为荣。在曹禺先生的名剧<北京人>中就有这么一个人。此公留过几天洋,喝过几天洋墨水,然而洋人的优秀文化他没学多少,人家的耸肩摊手挤眉弄眼他倒学得有几分象。他常常发牢骚说,自己汉语讲不好,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要粘几分洋味。我们的名字都是姓在前名在后,此公的名字却是名在前姓在后,人唤“乔治张”这种连自己的母语都不热爱的人,不仅没有一点文化自信,连最起码的爱国心也没有了。
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不少见。他们总认为洋人的东西样样都好,老祖宗的东西,都是陈谷子烂芝麻。洋人干什么,他们就跟着干什么,洋人没有干,我们似乎也不必干。洋人的头发是黄的,我们不能变黄,只好一染了之。
洋人有许多洋节,诸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等等。我们有些人却不分三七二十一,一概采取“拿来主义”孰不知,洋人的节日有洋人的文化传统作支撑,我们硬生生的拿来,正如中山装外面套西服,不伦不类,让人笑话。有些人有这个爱好,非要开洋荤不可,我们也不一概反对,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放着那么多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美好节日不过,却让它们“冷落清秋节”?中秋、除夕、端五还在正常过着就不说了,比如寒食节、清明节、七夕、人日等等却早已无人问津了。把我们的七夕当作情人节过不是很好吗?非要过洋人的情人节不可吗?如果有一天,外国人忽然对中国的这些老节感起兴趣来,不知国人又当如何?一个不尊重自己文化的民族,凭什么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忽然想起一个叫辜鸿铭的老头。不管有多少人讽刺他,挖苦他,不管人叫他怪杰也好,怪物也好,我却无法遏止自己对他的敬意。应该说,这位出生于南洋,在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游历十数载的文化名人,更有资格崇洋媚外,有更原因漠视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是恰恰相反,他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洪流之中,在国人把传统文化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充当风雨飘摇中的传统文化的保护神,表现得比许多正宗的中国人更多的责任和使命。他不仅把优秀的东西保护起来,也把一些不那么健康的东西保护起来,也许在他看来,文化本身的落后与先进、优秀与糟粕是密不可分的。人们总拿他主张保存纳妾、裹脚和辫子来嘲笑他,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矫枉过正呢?何尝不是在强盗环伺的环境下,在对自己民族的东西爱之切爱之深的本能支配下,看到自己的东西被人漠视被人欺辱也不被自己人重视的情况下,发自内心深处的超越是非界线的呐喊呢?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太需要现代化了,才使他显得有点不那么讨人喜欢,如果他老先生生活在今天,说不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老头呢!生不逢时呵!
从这个意义来说,阿拉法特的头巾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头巾,它实在是一面旗帜呵,一面引领巴勒斯坦人民走出苦难,走向胜利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