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谓: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也。)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必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吾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而取定哉?抑吾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虽谲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汝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讦之官,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仲尼之赏,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自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讦以为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诈伪,公仲之福。)
齐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苏秦说齐,齐归燕十城。苏秦还燕,人或毁之曰:“苏秦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苏秦恐被罪,入见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礼之于庭。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尝谓苏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对曰:“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为娶妻。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顺而无毁,则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权不立,非势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訑,因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
苏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宿昔于外,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于首阳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柱之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却齐之强兵哉(韩子曰:“夫许由、积牙、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数人者,皆见利不喜,临难不恐。夫见利不喜,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虽严刑无以威之。此谓不令之人,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代,将安用之?”)。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窥于边城之外(昔郑子产献入陈之捷于晋,晋人问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由是以杀,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大焉?”晋人不能诘也。)。且臣之有老母于东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行进取之道。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也。”
燕王曰:“夫仆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佯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适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义益国,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说齐,曾不欺之也。后之说齐者,莫如臣之言,虽尧、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复厚遇之。
由是观之,故知谲即信也,诡即忠也。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b>译文</b>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按,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道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子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义,要行诚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级的职分。如果职分和大义不亏于身,即使使用橘诈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说明这个道理呢?
叶公曾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的乡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乡里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直率。”
楚国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国君派解扬出使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告诉宋国:“晋国已全军出动,就要赶到了。”解扬途经郑国时被郑国俘获,献给了楚国,楚王用丰厚的财物收买解扬,让他对宋国传达与使命相反的话。解扬应允了。待到解扬登上攻城的楼车,唤出宋国的人,传告的却仍然是晋国国君命令他传告的话。楚王要杀他,并派使者对他说:
“你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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