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着反经一章以明之也。)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相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谓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徐列其颊,无伤口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顪音许秽反,控音[日空]。)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时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惠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诈。(反智惠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钤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出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胠,音起居反。胠、发也。从旁开为胠。),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摄,结也。),固扃鐍(音决。细也。)。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揭,音其谒反。),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之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b>译文</b>
[在讨论治国之道时,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总纲,是基本国策。然而,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反而于国于民有害。因此特别撰写了“反经”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证明所谓法制,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路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和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政治主张,本来是要普遍地、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这就是仁爱的流弊。
礼记中讲过:从原则上讲,给某一家的奖励、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
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
孔子说:“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由此可知,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
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这才是真正的大义。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宰相不做,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但是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
举凡这一类事情,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
礼仪规矩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结果走向了“礼”的反面。[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矫柔虚假的形象,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这就说明,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真正做到就很难了,于是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文学艺术,本来是陶治性情,柔和心灵的好东西,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这就是乐的流弊。论述音乐的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是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所以严安说:“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文明礼尚太过分了,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
名位等级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但是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人们议论说:古代官位不同,待遇级别也不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待遇的制度,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对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车辇那么威风后,就感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吾当取而代之!”的念头。所以老子说:“礼仪这个东西,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这话说得一点不错。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
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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