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行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己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騃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所以进善也。”)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谐取，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蜲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岨峗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悁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匪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音绮连反)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大史公曰：“魏豹、彭城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候。”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裴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俯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客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史也。)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非，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精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得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起，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未决而失信义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七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着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宏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泽于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宏远矣。己有利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胜，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侯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乎？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欢甚也。”鞅曰：“始吾说公以帝道，而君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先天下之援，不可。”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也。)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绾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着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着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质重，莫以为偶。夫以东晋衰微，疆埸日骇，况永固(符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苻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静深拒桓沛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于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拳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肃，领将也。)；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敌，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术也。)

    <b>译文</b>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yin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yin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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