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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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在脚踝处有个翻领。翻领中间交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毛。自从有了孩子，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他的脚钻进鞋子里，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父亲就寝前，孩子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踩上去是不允许的，即使赤脚也不行。

    父亲坐在床沿上，孩子坐在地上。孩子听着壁钟摆动，一边顺着节拍摸毛穗。母亲已经睡着了。孩子一边摸一边说：嘀嗒嘀嗒。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夹在鞋子中间的是孩子的手。很痛。孩子屏住呼吸，一声不响。

    当父亲抬起脚来时，手已经压伤了。父亲说：别烦我，不然缮随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两掌间说：不然，就没事了。

    有人说，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这话不对。

    父亲死后，我拎着小箱子进城，天开始下起雪来。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石头、铁篱笆的涡卷形花饰、花园门把和信箱盖子上都留不住雪。唯独男男女女的头发上留着一片白。

    父亲不关心死亡，我想，反倒去找了理发师。他就近在街角随便找了个理发师，这事儿就透着错，这跟他对待死亡一样透着错。他没跟理发师提到死亡。虽然父亲觉察到了死亡，但他期待着生。

    我真傻，因为雪花飘落，只在男男女女的头发上驻足，我就必须做一件正确的事。我必须拎着小箱子在父亲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发师那儿，跟他谈谈关于死亡的事。

    我在理发师那儿延宕了半天，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生平的一切。

    谈到死亡，我对于父亲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知，大多是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书中得来的，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微乎其微：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造过坟墓，造完了马上走人，我对理发师说。一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子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他那最黑的李子、他那些赞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肿胀的肝脏时，理发师给我烫完了出席他葬礼的卷发。

    走之前，理发师说：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

    我登上火车，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去看腰痛的母亲。田野白褐相间。

    我站在灵柩旁。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子进屋来。她绕到棺边，将被子放在纱幔上。她的鼻子像他的鹅嘴鼻。她照顾他，我思忖，是被他利用了。她的嘴唇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子，无理智地自吹自唱。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现在她又认出了父亲，因为她疯了，也是因为他死了。眼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身上了。

    她对母亲说：让被子盖在棺材上吧，雪鹅会来。母亲一只手按住腰痛，另一只手将被子从纱幔上扯了下来。

    搜查以后，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身带着牙刷和小毛巾，放在夹克口袋里。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

    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早上他们在箱子上放两根头发。晚上头发就不见了。

    库尔特说：每天晚上一躺下来，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我只好侧过身来睡，把腿蜷缩到腹部。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我很快入睡，就像一块石头沉到水里面。

    我做梦了，埃德加说，我想去看电影。我新刮了胡子，因为大门口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只有新刮了胡子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我走到电车站。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我读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直到星期天。我跟售票员说：今天不是这些日子。售票员说：所以大家必须站着。人们挤在后门口。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们正在合唱。唱得整齐划一，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