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萝拉已经在念大四,几乎就要如愿以偿了,而那天下午近三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孩们的衣服和萝拉的分开摊放在床上。太阳热辣辣地射进四角,灰尘附在地毡上宛如一张灰毛皮。萝拉床边,手册缺席的地方,是一块光秃秃的暗斑。萝拉吊在壁橱里我的腰带上。
来了三个男人。给橱中的萝拉拍照。然后解开腰带,把它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子像女孩们的连袜裤一样薄。他们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三个小盒子。然后啪地盖上萝拉的箱子,打开小盒子。每个盒子里装着毒绿色的粉末。他们把粉末撒在箱子上,然后又撒到壁橱门上。粉末跟没沾唾沫的睫毛膏一样干燥。我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旁观着。我很诧异,竟有这等毒绿色的烟炱。
男人们不问我们什么。他们知道个中原因。
五个女孩站在学生宿舍大门口。玻璃展窗内贴着萝拉的照片,跟党证里的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有人读出声来:
该女生自杀了。我们憎恶她的行为,鄙视她。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萝拉的本子。在拿走我的腰带之前,她把它藏在了我的那些长筒袜子下面。
我把本子放进手袋,向车站走去。我上了电车读起来。我从最后一页开始读。萝拉写道:晚上体育老师把我叫到运动房,从里面锁上了门。只有厚厚的皮球观望着。他只要一次就够了。可我悄悄地跟踪了他,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想要让他的衬衫保持洁白,是不可能的了。他到教席那边告了我一状。我再也甩不掉贫瘠了。上帝不会原谅我不得已去做的事。但我的孩子绝不能再去赶那些红蹄子羊。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
昨天晚上,风儿
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
风吹得再猛一点儿
我就会被吹断
还好,风儿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