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世奇与二陈

运相同，也要离开电影学院，因为他有视网膜脱落症，不适合干导演这一行，现在正在做最后的医疗检查。我们莘莘相惜，共同哀叹自己的遭遇，埋怨被命运之神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在电影学院学生宿舍里，躺在有“达世奇”三个字标签的床上睡了最后一觉，第二天醒来，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这一天的晚上，我要坐火车，离开这里的伤心地，到另一个心伤地：上海，这个让我一签成名的地方，去受“上面”的折磨和“下面”的嘲笑。

    中午，我到电影学院的饭厅去吃“最后的午餐”我很想再见那个导演系的老乡，与他道别。我在饭厅里排对，这次，站在我前面的，又是高个，但却壮实，见我探头看他，很大方的和我打招呼：“你好。”他与我交谈起来。我听说他也是导演系的新生，就象他打听另一位，来自上海，有视网膜脱落症的。他说：“我的视网膜没有脱落，不是我。”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我的遭遇。他惊讶地说：“哦，原来你就是达世奇啊，我听说了，事情还闹得挺大，你的名字都上部里去了，可以拍故事片了。”他伸出手来，友善地自我介绍：“我叫陈k哥，来，握握手吧。”我感到他的手厚实有力，又不失柔韧温暖，是个有福之人。

    后来，又越过了上亿个人头，碰到一位绝代佳人。

    1979年，我与建忠双双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这回是参军入伍，不属于教育部招生委员会管，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对建忠说，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有德者据之，但一定是有才者据之。

    1983年我从军艺毕业，为响应邓小平裁军的号召，我转入地方，成为上海电视台的美术编辑，负责一本杂志：“电视剧艺术”经常混迹于俊男美女之中，为了杂志封面到处猎艳。

    我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戏剧学院。在一年级女生宿舍里，一群美女围着我，我见到一个小巧精致的姑娘，惊为天人。我决定为杂志开辟一个新的专栏：“新星窗”专门刊登有可能成为未来明星的年轻美女，她，就是我这个“窗”的开山之作。我找来了摄影师，在镜头前放了一快玻璃，透过玻璃看到美女和一片白色的背景，我用水彩在玻璃上画起来。画完了，我对摄影师做了个手势：“action！”“咔嚓”照片拍出来了，美女昂首挺胸，背景抽象水墨淡彩，气象万千，就好象屈原站在河边上，准备跳下去之前要发一番感慨。我在照片下面注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女生———陈虹，我大概是她在镜头下的第一位“导演”

    照片印在杂志上，杂志致今还保留。我太太看见了，对我说：“你那个时候还是帅哥，为什么不去追她？”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算了吧，还是留给咱们的陈大导演吧。”

    “如果你不在上访信里签名，你就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美术系，然后学了张艺谋，转行做导演，你就变成达大导演了，这二陈故事可能要改写。”太太思索了一会，又说：“不过谁知道，你做了画家，去追陈虹，五百年以后，可能没人提起陈k哥了，而陈虹跟了你，或者被你画了肖像，送进了法国卢浮宫，挂在蒙娜丽莎的旁边，被罩上玻璃罩子，天天受人瞻仰，不是可以留芳百世了吗？”

    “不要搞我，追陈虹？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让鸡蛋往石头上撞？，撞得我视网膜脱落了怎么办？，画画都不行了，还谈什么卢浮宫？还是现在这样好，我们俩可以到处潇洒旅游，说不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街头垃圾箱里，捡到一个旧的画布和一堆旧颜料，然后回上海给你画肖像，正好调色油没了，向邻居小饭店要了一小碗。五百年后，考古学家研究了画布颜料和风格，认为与达芬奇相似，并证明达芬奇经常向邻街的小饭馆要油，所以油的含量中有炸土豆，鸡，猪排，牛肉丸子和鱼的混和成分，是重复使用，质量胜过地沟油，因此确认该幅肖像是达芬奇的真迹，挂在卢浮宫蒙娜丽莎的旁边。”

    “是啊，你说得不错，”太太接过我的话题笑着说：“后来考古学家研究这个画中的女子，怎么会有中国妇女的外貌特征呢？，是不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又与达芬奇相遇了呢？”

    “谁知道，命在旦夕之间，运在倾刻一瞬，一个小小的签名，决定命运五百年，谁能预料？谁敢不信？”

    201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