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东北最有年味的据说就是杀年猪。在猪的嘶喊声时,告别旧年;在作者的笔下走入乡俗。心境居然复杂。 记忆中,年底总是借着阴霾的掩护悄然而至,弄不清是年底拉来了阴霾,还是阴霾拖来了年底,反正人们本就灰暗的心理越发变得灰暗了,因为那个让人始终放不下心的年关,正在卷土重来,紧锁了庄户人家的眉头。
过了阴历十二月的月半,村子里才渐渐透露出年的生机。猪临死前的那种嚎叫,终于从寂寞的村庄里冒出来,先是稀稀拉拉的,像是歉收的庄稼,继尔便发展到此起彼伏,年猪也就进入了一年中最悲惨的处境,它们惨叫得愈稠密,年的气息也喷发得更加蓬蓬勃勃。年岁的好或不好,从年猪的一声惨叫中,可约略作出判断。
杀年猪的声音听起来是“吼”搡年糕的声音听起来是“嘭”于是人们把过年的声音定格在了“年猪吼,年糕嘭”这句俗语上。过年的气氛大都如此,只是不同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一样是家里杀年猪,表面上照例是那般的热热闹闹,但于年猪的用途,却是五花八门。
有为办酒而杀年猪。农村里男婚女嫁总拣年边的日子举行,图的就是省点钱,因为此时的庄稼人家,吃吃坐坐,坐坐吃吃,胃口终究大不到哪里,另外,东家肚里也早就盘算好了自己的小九九,他们想着法儿把日子定在年脚跟,无非就是想从酒席里“贪污”点剩余,作为正月里招待客人的菜肴。所以村子里先是有猪“吼吼”的嚎叫,继尔就有了“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和“咿呜咿呜啦”的喇叭,年猪在一片喜气洋洋中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成就了酒桌上那道人人抢而食之的扣肉或别的肉制大菜。
有为过年而杀年猪。那定是大户人家的做派,这样的人家,或是几世同堂,或是人多口多,在村子里自然也威望得很,所以不杀年猪于脸面上也挂不住。越是这样的人家,正月里来客也就愈多,割韭菜似,一批批去了又一批批来了,没有一头猪的预备,是断然支撑不了主人家的客套的,虽然客气仅流于形式主义,但毕竟形式也要有内容作依附。于是,一年杀一头猪,成了定律。除了留足正月的必需,余下的总是做成腌肉,在冬日的屋檐下迎风飘荡,俨然国泰民安的旗帜,直叫一般人家馋涎欲滴。
有为还债而杀年猪。年关,于普通百姓而言,它的意义远大于好吃好穿,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所有的新帐老帐,须在除夕前有个了断,了不清的也必得有个说法,所以年关,真成了难关。欠了一屁股债的庄户人家,过年的钱尚在空中飞翔,又预计讨债之人即将登门而来,无奈到了头,就只好把目光凝结在猪圈里,把希望寄托在猪身上,除了猪,似乎也没有第二个可以帮他们解困的对象了。然而可杀的猪,定然是早就杀了,那么此时,份量欠缺的并不可杀的猪,也勉强凑合着杀吧。
除此之外,村里杀年猪,大抵是几户人家合拼的方式。老爹跟儿子合伙杀一头,大抵是儿子得了便宜,这便宜不占白不占;老娘跟出嫁了的闺女合伙着杀一头,闺女说暂时没钱,欠着欠着这钱也大多泡汤了;其余的,兄弟之间或姐妹之间或邻里之间或朋友之间拼着杀年猪,那倒是亲兄弟明算帐,一手钱一手货,谁也不会揩谁的油。
多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归纳杀年猪的几种类型,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的,除了现时物质丰富的欣喜,还有当时杀年猪时的那一份新奇。那个场面,像过年贴在灰墙上的那幅年画,至今还贴在我记忆的深处,那么地清晰如初。
杀年猪要挑日子,庄稼人不敢随便。翻翻日历,掐掐指头,也就知道何日“宜”何日“不宜”于是去询问杀猪佬哪天有空。杀猪佬在年底看起来一点也没空,凡有猪惨叫的地方准能找到他。杀猪佬边杀猪边说,忙啊忙啊,不过最忙也得把你家的猪给杀了,然后他说几号要杀癞佬家的,几号又要杀跷佬家的,几号还要杀长佬家的,报过一串名字后就把你家的日子也印在脑子里了,然后说你白眼佬家就几号吧。得了回音、绰号为白眼佬的主人便在村里发布几号要杀年猪的消息,自家孩子听了就高兴起来,女人大抵要吸溜一阵鼻涕,黯然地走向猪圈
杀猪的那天,年猪早早地从圈里放出来,在场园里散步寻食,偶尔也与鸡狗们打情骂俏,这是女人给予它的权利与自由。女人任它在那里得意忘形,自己则在灶间煮沸了一锅滚汤的开水,等待杀猪佬的蓦然出现。那猪,想象不出一场谋杀正在悄然而至。
杀猪佬终于来了,来得有些滑稽,一只木桶扛在肩头,杀猪佬的头就伸到木桶里了,所以杀猪佬的头看起来就木桶一样地巨大,身后,还有背杀猪板凳的帮手,余下的便是一群嘻嘻哈哈跟着看热闹的孩子,间或夹杂不务正业的大人。杀猪佬在场园里站定,一弯腰,木桶就落了地,杀猪佬的姿势就变成头颅掉进木桶里,像在偷吃里面的东西似的。杀猪佬搓搓手说:动手吧。于是人们四处寻找那头被欢乐充昏头脑的猪。
那头年猪的四只脚被四个人瓜分了,它仰天长啸,被抬到了板凳上,它的手脚被牢牢地抓紧了,它的身体被压得无法动弹,它正在“呜哩呜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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