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侠

    司马迁说有一些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矣有足多者焉。

    这些人，叫游侠。

    很多人印象里的侠不是憨厚耿直的郭靖，就是风流倜傥的楚留香，总之是小说里暗含了我们可望却不可及的个性的想象出的形象。我们想要生活中的侠然而却总把它当作一个长梦，梦醒之后长叹一声，这世界终究是没有侠的。

    让人艳羡的是在司马迁的时代或者更早之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过侠，他们游走在广袤的大地上，或仗剑，或布衣，义无反顾的赴士之困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侠最早是士的一种，在周代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人参加战争拿着自己的武器捍卫领土和尊严。此时的侠，仗剑天涯，修身习武，大概是最早的武侠的雏形。

    之后，侠开始分化。有的登堂入室为贵族出谋划策成了谋士，有的闲云野鹤小隐于野成了隐士，也有的人依然风餐露宿游走四方，是为游士，而那些四处游走又行侠仗义的人就是游侠。这些人，不是什么显赫的王侯贵族，没有采邑国家的束缚，也不是奴隶和庶人，要受人压迫忍气吞声。他们是贵族，因为他们有自由的身体和心灵，可以有自己的追求和光荣，却又不是贵族，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以依靠的物质财富。于是，他们分化成为了社会的中间阶层，游走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所以他们可以率性而为。所以，他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象程婴牺牲自己的孩子救下赵氏孤儿，象剧孟散尽家财济贫救急，周亚夫说得到他就象得到一个国家一样珍贵。

    但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种官不官民不民的势力发展到尾大不掉局面的时候便不再能容于中央政府。在乱世，他们是重要的拉拢对象，但是在一个政治思想都高度统一的时代里，这些人，无疑是危险的异类。于是有了汉武帝强行把资产尚不合标准的郭解当作豪富欠入茂陵，于是有郭解的门客杀人后公孙弘“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的欲加之罪。没有雷霆之怒，没有千军万马血流成河，然而侠居然从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可是，总还是会有乱世，总还是会有苦难，也总还是会有对于侠的呼唤。只是，再没有人愿意做侠，毕竟，比起所谓美名来，生命实在要值钱的多。危急中的人们盼着盼着，盼着有一天能再出一个剧孟郭解一样的人来解救他们。终于，在眼睛要看瞎了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他叫虬髯客。

    他们听说他在隋的末世行侠仗义，还帮助了李世民。他们简直要兴奋的哭出来，于是去找寻。最后，他们找到了。他在虬髯客传里。

    侠终于重现江湖，然而这次，是纸上的江湖。这竟是一个幻想。短暂的沮丧之后是快慰和欣喜——既然现实中间没有侠，那么就让他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吧。这样，至少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还能知道有这么一帮人。于是，侠和文绑在了一起，侠的精神要由书生来承载。这无疑是不公平的，侠该有侠的追求而文人是另一回事，但是，莫名其妙的文人变成了侠的代言人，于是侠的悲剧开始缠上了文人。

    比如李白。他总爱带着一把剑吟诗喝酒，他要求官却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于是，只好常常的拔剑四顾心茫然。侠士和儒生本该是两条没有交界的平行线，却因为一方不正常的消亡而要另一方去背起不属于他们的社会责任，搞得这些人超负荷过劳死。

    一个个悲剧教训告诉我们，侠它就该只存在于纸上，现实中没有侠也不该有侠。于是，变乖的文人们也安心了。得，不就是一角色么，他在纸上除暴安良，我继续在现实中唯唯诺诺。于是，有了著名的武侠著作，有了什么新武侠之类的新流派，却没有了侠的精神。某著名新武侠作者扬言，侠的精神已经过时了。

    这话说的妙，实在是妙，让侠们都滚回书本上去吧。噢，不，书本上的侠也一边凉快着去吧，没听见么，现在，侠的精神已然过时了，你们只要多找几个美女搞一套看着暴帅的功夫耍着就成了。

    不过两千年，侠从在现实中执掌正义变成在书本里用精神影响读书人，现在，终于成了完全的角色。原来，从活生生的人到呆板的摆设不过两千年。哈哈，比人类的进化快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