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木偶戏的人

一定是一个古代的神仙下凡，或者神仙一类的人物。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最高的希望将会得到满足，木偶们将会获得生命，我将成为真正演员的导演。  “我们为这事而干杯。他把我的木偶都装进一个木匣子，把这匣子绑在我的背上，然后让我钻进一个螺旋形的器具里去。我现在还可以听得见，我是怎样滚出来、躺在地板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全班的戏子从匣子里跳出来。我们身上全有精气附体了。所有的木偶现在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而我自己则成了导演。现在一切都齐备，可以登台表演了。整个的班子都想和我谈谈。观众也是一样。  “女舞蹈家说，如果她不用一只腿立着表演，整个的剧院就会关门；她是整个班子的女主角，同时也希望大家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她。表演皇后这个角色的女演员希望在下了舞台以后大家仍然把她当做皇后看待，否则她的艺术就要生疏了。那位专门充当送信人的演员，也好像一个初次恋爱的人一样，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因为他说，从艺术的完整性讲，小人物跟大人物是同样重要。男主角要求只演退场的那些场面，因为这些场面会叫观众鼓掌。女主角只愿意在红色灯光下表演，因为只有这种灯光才对她合适——她不愿意在蓝色的灯光下表演。  “他们简直像关在瓶子里的一堆苍蝇，而我却不得不跟他们一起挤在这个瓶子里，因为我是他们的导演。我的呼吸停止了，我的头脑晕了，世上再没有什么人像我这样可怜。我现在是生活在一群新的人种中间。我希望能把他们再装进匣子里，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当过他们的导演。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过是木偶而已。于是他们就把我打得要死。  “我躺在我自己房间里的床上。我是怎样离开那个工艺学校学生的，大概他知道；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月光照在地板上；木匣子躺在照着的地方，已经翻转来了；大大小小的木偶躺在它的附近，滚做一团。但是我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把它们统统捞进去，有的头朝下，有的用腿子站着。我赶快把盖子盖上，在匣子上坐下来。这副样儿是值得画下来的。你能想象出这副样儿吗？我是能的。  “‘现在要请你们待在里面了，’我说，‘我再也不能让你们变得有血有肉了！’  “我感到全身轻松了一截，心情又好起来。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这个工艺学校学生算是把我的头脑洗涤一番了。我幸福地坐着，当场就在匣子上睡去了。第二天早晨——事实上是中午，因为这天早晨我意外地睡得久——我仍然坐在匣子上，非常快乐，同时也体会到我以前的那种希望真是太傻。我去打听那个工艺学校的学生，但是他已经像希腊和罗马的神仙一样不见了。从那时起，我一直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我是一个幸福的导演，我的演员也不再发牢骚了，我的观众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尽情地欣赏我的演出。我可以随便安排我的节目。我可以随便把剧本中的最好的部分选出来演，谁也不会因此对我生气。那些30年前许多人抢着要看，而且看得流出眼泪的剧本，我现在都演出来了，虽然现在的一些大戏院都瞧不起它们。我把它们演给小孩子们看，小孩子们流起眼泪来，跟爸爸和妈妈没有什么两样。我演出约翰妮蒙特法康和杜威克，不过这都是节本，因为小孩子不愿意看拖得太长的恋爱故事。他们喜欢简短和感伤的东西。  “我在丹麦各地都旅行过。我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认识我。现在我要到瑞典去了。如果我在那里的运气好，能够赚很多的钱，我就做一个真正的北欧人——否则我就不做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所以我才把这话告诉你。”  而我呢，作为他的同胞，自然要把这话马上传达出来——完全没有其他的意思。  （1851年）  这个小故事原是1851年哥本哈根出版的安徒生的游记在瑞典一书的第九章。故事的寓意是想通过一个木偶戏班子说明“人事关系”的复杂。当木偶们没有获得生命之前，戏班子的老板可以很顺利地处理一切演出事务。但当这些木偶获得了人的生命以后，各自觉得不可一世，自命为主要演员。“他们（演员）简直像关在瓶子里的一堆苍蝇，而我（老板）不得不跟他们一起挤在这个瓶子里，因为我是他们的导演。我的呼吸停止了，我的头脑晕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像我这样可怜。我现在是生活在一群新的人种中间。我希望把他们再装进匣子里，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当过他们的导演。”果然，夜里当木偶正在睡觉的时候“我把它们统统捞进去，有的头朝下，有的用腿子站着。我赶快把盖子盖上，在匣子上坐下来。”他的“人事关系”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事情不会是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