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1934）

出版无望而着急的时候，鲁迅给西三条的母亲写了一封这样的信，意味深长：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

    信中有股怨气，诸君自会看得出。鲁迅在上海，过着的当然不只是“中上”生活，他的稿费、版税，加上蔡元培给他安排只拿薪水不必办事的可观收入，每月给老母还有他死不认账的法定媳妇朱安的生活费，本区区小数，何至抱怨？

    大约在1931年，“吾家予同”还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闻之，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此语“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周作人说的是事实。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队伍急遽地分化改组，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随时代前行，但像周作人这类作家，却未跟着时代步伐前进，而是从“站在歧路的中间”，走上一条倒退之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中说：

    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

    闭门读书，并无过错，但在新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躲进书斋，自有逃避之嫌。1930年他又有《草木虫鱼小引》发表，文中说：

    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无论那一边是左是右，都没有什么关系。

    又两年后，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讲课，后将讲稿加工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由人文书店出版。书中102页，有这样的话：

    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成书，非周作人有意为之。辅仁大学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周作人六次演讲后，将完整记录拿给周作人，希望校正。周作人六次演讲，并无讲义，连提纲都没有，见邓广铭绝少错误、条理分明的记录稿，甚是惊喜，稍加校改就交给人文书店出版。该书得稿费七百大洋，周作人都交给邓广铭，说这是他应得的酬劳，邓广铭拿去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凡听过周作人演讲者，无人不知满腹经纶的“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文章写得漂亮，“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曹聚仁语）。与周作人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散文风格相比，他的口才，就实在不能恭维了。“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二十余人罢了。”（柳存仁语）邓广铭能耐心将周作人带着浓重绍兴乡音且干巴巴的表述听下去，并做了完整的、有条理的记录，这真让周作人大喜过望。他欣然将稿费全部赠予，实际上是一种报答。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1934年，夏衍称该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进步的作家，奋而与之抗争。这是胡适等作家、学者“彼此共同负责”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

    3月5日，沈从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禁书问题》一文，对国民党当局禁书提出质疑，更令他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陈独秀身在上海狱中，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独秀文存》第十版，始无前例地印了两千册。后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迎来了他的五十寿辰，自然有一番感慨，我们不妨读读他的两首自寿诗。两诗发表在该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冠以“五秩自寿诗”的大标题，并附以周作人大幅照片。此举乃林语堂精心操办，同时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三人的《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

    周作人自寿诗一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诗二曰：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一眼便可看出两诗所咏“出家”与“在家”，写的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境。这种矛盾，不仅仅属于周作人个人，更属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体。他们在五四时期培植出的“主义”和信仰，随着历史和时局的深刻变化。看似他们转而追求闲适，甚至心向佛禅，但灵魂里却有太多的苦涩。

    钱玄同率先和诗抒怀：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与周作人的闲适与消极相比，钱玄同的诗中，有与旧文化搏杀中的快慰和豪气，战斗精神还在。虽然他说这诗“是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真有点“自嘲”的味道，但战士的灵魂没有蚀尽。

    林语堂以其诙谐个性，有《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轻松有余，苦味不足：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什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共话茶。

    胡适作为周作人的老朋友，新文化运动时的老战友，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自然也以和诗来祝贺，有《和苦茶先生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两首诗助兴。

    其一：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倽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其二：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胡适在《致周作人书》中自注曰：“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从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胡适对闲适、消极的周作人，并不赞同，甚至有嘲讽、批评的味道。二人对人生的选择也大相径庭。

    曾把周作人聘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蔡元培，是讲究朋友之道的，也从外地寄来和诗三首。这里只选一首《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

    （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

    （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

    （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的诗，如其人，豁达、大度、有童趣。但周作人读了前辈同乡的诗后，有异乎寻常的反感，竟然不予与其他友人的诗一起发表。直到几十年后，靠写介绍鲁迅有关文章苟活时，为了赚取稿费，才翻出蔡先生的三首诗发表。发表时，周作人特别介绍道，“署名则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

    当时按住不发的原因，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揭晓：蔡元培“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此非由衷之语，他与其阋墙兄长在对待一直扶掖他们上进的蔡元培的负恩、仇恨，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周氏兄弟反目，貌似成为仇人，但因同一骨血，同一文化人格，他们的骨子里的兄弟情，从未断绝。鲁迅在上海读了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之后，深有感触，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对此，后来周作人说：“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时，曾抄录了署名“巴人”所写五首《和周作人先生五十自寿诗原韵》，和诗的目的很明确，有“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者，如：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称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皮，直教兔龟笑蟹蛇。

    有“刺从旧诗阵营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也”者，如：

    失意东家捧西家，脱了洋服穿袈裟。

    自愧新诗终类狗，旧诗再作更画蛇。

    有“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者，如：

    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

    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

    此外，还有两首，一“刺疑古玄同也”，一“刺刘半农博士也”。谩骂鄙陋，不值一提。

    胡适将“巴人”的“和诗”，抄给周作人，并非赞同“巴人”对周作人等的粗俗的讥讽，但借此敲打一下过于消极的周作人的用意是有的。周作人对此信表现得很淡然，正如他与胡适间的友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吐露这种感情，说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但令周作人没想到的是，《五十自寿诗》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首先发难的是，《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署名埜容的文章《人间何世？》并附和诗一首，中有：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接着，胡风出马，他无和诗雅兴，以一篇《“过去的幽灵”》直截了当地批评周作人，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的《小河》的作者，现在居然在这里“谈狐说鬼”，“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指出这是周作人“内心的幽灵”又复活了。

    姑且不论胡风对《五十自寿诗》的批评是否正确，这类以革命为旗帜的文艺批评，一直存在脱离文学而多做政治批判的先天性不足。连周作人表现闲适、雅趣生活的作品都要简单粗野地讨伐，“革命文学”之路，只能越走越窄。

    笔者以为，这次由《五十自寿诗》并引出一干文人朋友的和诗，可视为对那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一次审视，诚如评论家钱理群所说，从他们的诗中，可见“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

    然而，带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复杂的内心世界，既得不到同时代革命作家的认同而遭受大肆批判，时至今日，仍得不到某些文学史家对过去错误判断的匡正。

    就在胡风诸人以猛烈批判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为先导，开展一次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前文所述，鲁迅突然站出来，替弟弟主持公道。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书》中说：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鲁迅为其弟辩护，理与情皆站得住脚，但何苦非要顺带骂与之不睦的同类呢？

    《五十自寿诗》风波之后的夏天，周作人利用暑假，有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第三次日本之行。鉴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周作人此番赴日，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也会引起种种猜想。

    读过周作人文章的人，都会知道他对日本是深有感情的，甚至将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胜于曾读书的杭州和久居的北平。对有六年读书时光的东京尤为怀念，有他写的《药堂杂文·留学的回忆》一文为证。甚至到了古稀之年的他，还充满深情地回味东京特有的温馨（《知堂回想录·日本的衣食住》）。

    按一些人的说法，周作人此行仅仅是为了“访旧”和“重温旧梦”。甚至还扯出并极力渲染周作人当年留学时的一段情缘。当年，他到二丁目的伏见馆去买书，结识了馆主人之妹乾荣子。乾荣子或给客人端茶，或帮人拿书，一双赤足，轻盈地在小屋里走动……不错，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记，确有关于梦见乾荣子的记载：梦中，乾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末有一竖否”，周作人答，“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为此梦，晚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经常争吵。由此就断定周作人到东京圆梦，就未免荒唐。

    另一种揣测，说此次访日，“主要是追怀与寻访明治文学”。似也不太搭调，明治时代早已过去，周作人年轻时所景仰的明治时的文学大师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早已先后辞世，仅存的谢野宽先生，在外避暑，未能谋面。仅见到被他称作“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的岛崎藤村先生。一次是在日本中国文学会的宴会上，一次是藤村约友人小酌。那时藤村已六十三岁。此外，还见到老朋友武者小路实笃。仅此而已。故寻访明治文学之论也不足采信。

    倒是偶遇郭沫若，有些许戏剧性。自20世纪20年代始，因二人个性、文艺观有所不同，二人曾有过几次文字之争。1920年10月10日的《学灯》上，同时发表了周作人翻译的波兰小说《世界的霉》、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还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对此，心高气傲的郭沫若甚为不满，他在给李石岑（《学灯》编者）的信中说：“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此当时著名的“牢骚”，系指周作人，引出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争论。郭沫若后又批评周作人重译的《法国的俳谐诗》，“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文坛之外”（《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

    对周作人不予回应，钱玄同、郑振铎诸友既为之愤愤，又为之怨怨。那时，文人之争，有时如小孩过家家，无理取闹，意气用事者多。周作人不予回应，或许是最聪明的对应之法。周作人比郭沫若大度。1922年他在筹办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时，曾邀请过刚从日本医科大学归国的郭沫若到系任教的计划，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令二人没想到的是，有过笔墨之争的冤家对头，竟在日本的一次友人聚会时不期而遇，互睹尊颜。周作人在7月30日日记中，有“郭沫若君同其四女来访耀辰，共谈良久而去”的记载。此后又有多次会晤。从各自的日记可证，周、郭二人的恩恩怨怨有所消弭。

    回过头来，再说周作人日本之行的目的。笔者以为，“访旧”“重温旧梦”皆有之。要紧的是，人们对周作人此次访日的结果有所忽视。中日两国交恶，日本正一步一步推进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以日本之强大、中国之孱弱，战争全面爆发，其结局，重游日本的周作人心中是有数的。他脱去老僧的袈裟，身披日本太阳旗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重访日本，然后走向深渊，这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国事日蹙，胡适创办《独立评论》

    1932年伊始，《中学生》杂志向鲁迅问曰：“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

    鲁迅做出这样的回答：

    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对中学生说要“争取言论的自由”，有些难为孩子，但鲁迅说出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及道义的选择。

    其实，如前所述，早在两年之前，胡适就出版了《人权论集》，不仅要求言论自由，而且“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人权论集·序》）。是年7月1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批评国民党摧残言论。7月24日，又在社评《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中，明确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国民党政治上最大的失策，号召民众为言论之自由奋斗。胡适称之“中国新闻报纸以天津为第一”。

    10月，胡适就言论自由发表谈话，提出：取消一切新闻检查机关，报纸新闻不得限制，党部宣传部对言论，可提出纠正或辩论，而不得以其他方式干涉。

    1931年年底，胡适断然拒绝李石曾邀其在行政院任职的请求，在回信中说：

    我所希望者，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

    胡适以这样的诤言，回击一些别有用心者对他的诋诬，严守政治贞操，“爱惜羽毛”是也。

    上面所述，对比鲁迅要中学生“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要深刻有力得多。可喜的是，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反对国民党“锢闭思想、干涉言论”之战中，没有太多的分歧，甚或结成了统一战线，相较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炮火更猛些。

    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15日，早在1929年被共产党开除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在南京军政部法司候审。胡适积极参与营救，不成，便请求当局将陈独秀案由军法司移交司法审判。营救期间，他特意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充分肯定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甚至对他将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实践，予以高度赞誉。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还没有哪位“革命文学”史家，有这样深刻的眼光。

    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二十四号上，专门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为陈氏辩解。指出陈独秀“背后无疑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白色的或赤色的”，要求当局“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被鲁迅多次抨击的傅斯年，在文中还为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牺牲正名，说“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为共产党而死，也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而不是“就刑”。

    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积极营救和褒奖，令狱中的陈独秀深为感动，是年的12月1日，他给胡适写了一封感谢信，最后说：

    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传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信中借“不废江河万古流”句，赞扬了胡适的学识和人格操守，感慨自己的历尽沉浮沧桑、政治坎坷的命运，表达了对老友人生道路选择的由衷企慕。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他在4月8日致汪精卫的信函中说：

    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此函，符合他的为人处世态度，话语间混有谦冲客气，也并不掩饰自己发自肺腑的真话，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愿意做国家政府的“诤臣”“诤友”。有人借此攻击胡适骨子里与国民党站在同一政治立场，而忽略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和思想哲学上的深刻歧异。不要忘记，没过去多久的那场胡适发动的人权运动中，胡适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激烈对抗的风波。胡适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也是事实。但悲剧是，正如《胡适传论》的作者胡明所说，“胡适所扮演的‘诤臣诤友’角色，无疑也是最典型、最纯正、最有风骨气节的（胡适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胡明在书中“举了一个实例”，说1934年2月5日，胡适与孙科有一次谈话。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领袖与群臣进行了批判和劝谏。其中说蒋介石一人专政，操纵一切，虽“人人皆认为不当，而无法可以使抗议发生效力……蒋介石赶来开中政会，他主席，精卫报告，全会无一人敢发言讨论，亦无一人敢反对”。胡适问道：“你们一班文治派何这样不中用？何不造作一种制度使人人得自由表示良心上的主张？”可见，胡适对国民党内的文人是鄙视的，对国民党也不存幻想。

    1934年4月9日，胡适的日记载有：“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章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

    1936年1月9日，胡适在致周作人的信中，重复了日记的内容，他对日渐消沉的老朋友说，自己所以努力工作于《独立》，“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其意自明。

    《独立》者，《独立评论》之谓也。创刊时，正值淞沪战事结束，“上海停战协定”签订。

    胡适重返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起，伪满洲国在日寇卵翼下成立。接着，1933年春，长城决战，热河沦陷，“塘沽协定”签订……

    胡适悲愤地叹喟：“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等，不甘当“饭桶”，他们能为国家出力的，唯有利用文学艺术，进行舆论动员。他们决定创办《独立评论》。后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了创办《独立评论》的经过：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其实，在议论办《独立评论》时，胡适和丁文江并不主动，甚或有些犹豫。《新月》的黯然陨落，办《努力》周报的艰难，他们有太多的体会。当然，这办刊物的种种苦处，并未浇灭他们心中要为民众发声的火种，于是在蒋廷黻、翁文灏、任叔永、傅斯年等一干老朋友的推动和坚持下，胡适和丁文江为民众说话的良知、责任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接着，按办《努力》周报的旧例，每位社员每月按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出资，共筹集四千二百零五元，足以保证《独立评论》面世。

    一直在胡适家担任《独立评论》编务、发行及校对的章希吕，在1936年3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详细基金总表。其中，出资最多的是顾湛然五百二十元，依次是胡适、任叔永各三百六十元，吴陶民三百四十元，最少的周眉生一百八十元。其中还有张奚若从《努力》借的五百七十五元，也划入《独立评论》。

    在胡适等人悉心的筹备下，《独立评论》终于在1932年5月22日出版。

    胡适为刊物写了《引言》，阐明其宗旨和方针：

    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果然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思考的结果了，而且是批驳胡适的。有位叫申寿生的，在《独立评论》发表一篇挑战胡适的文章。一字不漏发表此文的编辑，正是被批评者胡适。胡适非但不介意申寿生出言尖刻不逊，还称他为“可爱的纯洁的青年”。过了一年，又是这位申寿生，再次写文章批评胡适关于学生运动的观点，说胡适这些观点，是“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此文又经胡适之手，发在《独立评论》上，并在“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

    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独立评论》“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越办越好，胡适的“敬慎无所苟”的言论态度与办刊方针，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增加了一万”，这在当时算是极畅销的明星期刊了。

    当时，同人刊物不少，鲁迅等人办的《莽原》诸杂志，大都是同人合办。而《独立评论》同人撰稿，不收稿费，在自己园地里说自己要说的话，既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不肯滥用名词，又无麻醉性、刺激性和消遣性，这样的期刊为数不多，甚或独树一帜。

    《独立评论》自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卢沟桥事变、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据胡适自己统计，该刊共出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一千三百多篇文章，皆是自由发表政见，自如批评政治、政府为内容的檄文，社会反响很大，有口碑。胡适自称“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因为《独立评论》对政府当局有激烈尖锐的批评，曾在1936年12月，被宋哲元将军主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胡适旋即利用新闻界表示抗议。以胡适的人望和社会影响，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帮助，三个月后，《独立评论》复刊。

    1952年，胡适在《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中说：

    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12月1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独立评论》所发表的文章中，第十一号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值得特别重视。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国民党大肆“围剿”共产党的政治背景下，提出让共产党“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等政治主张。文中，丁文江还写道：“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

    《独立评论》发表丁文江这样的政治主张，无异于公开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可看到丁文江们对共产党潜在的同情与景仰。但史家们一直遮蔽这些历史。

    丁文江这篇鸿文，引来了一个叫季廉的人的痛斥，此公反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而主张国民党式的“严刑峻法”。胡适参与了讨论，旗帜鲜明地站在丁文江一边，并提出要建设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监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指出国民党的一些狭窄的小算计，很难负担起真正建国的大责任。

    早在《独立评论》第六期，有胡适与丁文江合写的《所谓剿匪问题》，就表达了他们对国民党“剿共”政策的态度。文章说：

    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政党……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

    在《独立评论》第十一号，还有蒋廷黻的文章《对共产党必须的政治策略》，建议承认共产党占领区现状，但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和平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纲”。

    从上面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像当时鲁迅所痛斥的，是一群“资本家之乏走狗”，也不是后来大部分文学史家定性的，是“反动的知识分子”。事实是，起码在那个国民党大肆“剿共”的年代，胡适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站出来仗义说话的。

    这里还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们，非但没有视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敌人，还把他们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1937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郑重讨论了《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由西安投稿到北平《独立评论》。虽然因此文已在1937年5月1日在边区《解放》杂志的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不便再在《独立评论》上登载，但胡适却发表了陶希圣之《论开放党禁》一文。该文提的三条意见：一、国家不可以反，国民党可以反；二、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三、“是党就可以合法，是党就可以当选”。《独立评论》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的，《独立评论》在黑暗如磐的时代，是社会精英、民国清流独立发表见解的平台，是知识分子表达理性思考的阵地。因为他们独立的声音，使昏暗罪恶的王朝天幕下，闪现出瑰丽辉煌的光与色。

    这也是胡适生命长河中，最具生命力、战斗力和深刻理性精神的最为澎湃壮丽的时段。